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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由建筑师设计的医院——长沙湘雅医院早期照片

医疗建筑是建筑师众多设计对象之一
       如果从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阿斯克雷庇亚斯（医神）神庙算起，医疗建筑的出现已有2500年历史。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出现较晚（我国公认的第一家进现代意义上的医院是1835年设立于广州的眼科医局），首例由建筑师设计的医疗建筑仅有百余年历史，那是由美国著名建筑师罗杰斯（JohnGambleRogers,1867-1947）设计于1918年的湖南长沙湘雅医院，此前多由医师主持建造。
       医疗建筑和其他民用建筑类型一样，是建筑师众多设计对象之一。许多蜚声国际的建筑师都设计过医疗建筑。如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尼泊尔普多瓦妇幼医院，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帕米欧肺病疗养院，更是载入建筑历史教科书的典范。此外，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1965年设计的用于救治重症和晚期病患的威尼斯医院虽未建成，却是广为传播的案例之一。
 意大利建筑师法布里奇奥•卡罗拉（Fabrizio Carola）设计的非洲毛里坦尼亚开迪医院病房扩建  （1995 年阿卡汗奖作品）

当代医疗建设推动医疗建筑教育发展
       当代医疗建筑教育是在二战后医疗建设发展推动下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陆续开始城市重建工作，医疗设施作为与住宅、教育设施并重的三大社会福利设施之一，也开始了大规模建设。面对新的医学社会需求，医疗建设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像其他工业那样快速发展，建设者们认为这些问题同样需要通过严谨科学的研究加以解决，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在设计实践中传播、推广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由此，建设需求就这样一步步推动了医疗建筑研究与教育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发展医疗建筑研究与教育。国际上，1960年，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建筑系下设专业培养医疗建筑设计的Architecture+Health方向；1963年，英国国立医疗建筑研究所（MARU）在高校成立；1966年，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的乔治·曼（GeorgeMann）教授在建筑学院创立了医疗设计学科。在中国，医院建筑设计在20世纪60年代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专业的必修课和毕业设计选题之一；何镜堂院士于20世纪60年代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夏世昌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医院门诊部候诊区的面积研究》。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于1998年设计的尼泊尔普多瓦妇幼医院

医疗建筑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
       医疗建筑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培养阶段。世界范围内，成为职业建筑师一般要经过5年本科培养，这一阶段以培养“通才”而非“专才”为目的，而医疗建筑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比如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设置了专门培养医疗建筑设计的Architecture+Health方向，授予医疗建筑学硕士学位；又比如英国国立医疗建筑研究所，于1972年设立医疗建筑教育课程，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国际上，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对建筑师的培养是建筑学本科毕业后让学生先工作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或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专才”教育，通过开展设计研究和理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和建筑观，鼓励有建筑设计实践经验、有技能者来读。MARU的招生简章特别注明了在相关领域具有工作经验者或从业者优先考虑录取。这是因为，这类从业者已经确定了学习目标，学习更有主动性，也更容易理解所学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课堂交流中也能提供更多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设计的英国苏格兰邓迪的玛姬癌症照护中心

医疗建筑教育平台主要分为两种形式
       国际上，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教育平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式的，二是中心式的。个体式的，即对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感兴趣的教授以个人研究项目和成果为基础，在高校开设课程或指导研究生开展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式的，即依托高校设立医疗建筑（卫生工程或健康系统）研究中心，由若干在相关领域取得成就的教授为核心组成多方向的研究团队，并基于多类研究项目成果开设体系化课程，可为本科生提供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教育，可以持续（或大规模）培养多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个体式教育平台受众少且不稳定，一旦教授退休，该校的医疗建筑教育就会中断，比如曾经为我国医疗建筑领域培养了多位优秀人才的比利时鲁汶大学——黄锡璆大师、格伦教授和张春阳教授等都曾在此研修，他们的导师扬·德路（JanDelrue）教授退休后，该校就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况。
       中心式教育平台受众多且稳定，一个教授退休或离开，还有其他教授在，后续还有不断成长起来的新人补充进来。在中心式教育平台里，各种研究人才得以集聚、各类研究材料得以共享、各类研究方法得以传承、各专业思想得以互相启发。如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A&MUniversity）的健康系统设计研究中心（CenterforSystems&Design，CHSD）和英国伦敦南岸大学的英国国立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所（MedicalArchitectureResearchUnit,MARU）等，就是这样的中心式教育平台。CHSD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乌尔里奇教授已退休并离开美国定居瑞典，CHSD目前的核心师资有乔治·曼教授、医疗建筑循证设计概念的提出人柯克·汉密尔顿（D.KirkHamilton）教授、雷·宾特哥斯特（A.RayPentecost）教授，以及乌尔里奇教授的衣钵传人朱雪梅老师、吕志鹏老师等，教研团队依然强劲。这就是中心式教育平台的优势，不会因一个核心成员的离去而中断或后继乏力。
       我从MARU访学后归国不久，MARU的时任所长、英国医疗建筑领域承前启后的学者RosemaryGlanville女士退休了，不过至今为止，MARU各项教学工作依然可以在继任者ElizabethWhelan女士的带领下，在既有框架下,依托既有研究资源和广布英国NHS各机构和世界各地医疗建设领域MARU校友的支持下而正常运行，这也充分显示出中心式教育平台的优势。
柯克 • 汉密尔顿（D. Kirk Hamilton）教授在上课

建筑师习得医疗建筑设计的途径多样
专长于设计医疗建筑的建筑师，习得医疗建筑设计的途径多种多样。他们有的具有医疗建筑教育背景，如主持设计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的黄锡璆大师，在设计院工作多年后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医院建筑规划设计的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专门从事医疗建筑设计。主持设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孟建民院士毕业于东南大学，他的本科毕业设计就是医院建筑设计。有的建筑师来自医学世家，对医院里的生活耳熟能详，与医生护士沟通起来毫无障碍，而大多数专长于医疗建筑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
       这是因为，一方面，培养建筑师的建筑学本科教育是以培养“通才”而非“专才”为教育目的，它更多强调宽知识面、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并不专注于某一类型建筑的设计训练；另一方面，开设医疗建筑课题，需要擅长医疗建筑设计与研究的学者担任教师，而这类人才并不普遍，并非所有的建筑类院校都有能力开设此类设计课程。
基于实践开展的医疗建筑教育最高效
       在实践中成长，“干中学”是一种很高效的学习方式。即便在求学阶段做过医疗建筑设计课题，也需要在实践中成长，这跟建筑学科的实践性有关。高校课堂教授的不是实际工作所需的直接知识，更多的是理论、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建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有各类设计课实习、设计院实习等课程；建筑师成长过程中，通过职业实践积累体会和心得，与在学校接受建筑教育一样必不可少。孟建民院士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刚开始做医疗建筑的时候，请了专门的医药专家来给我们上课、指导，我们也在琢磨，跟着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起来。”
       由此可见，实践者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后，重返高校接受研究生专才教育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碰到优秀的医疗建筑师，我常私下请教对方是怎么学会医院建筑设计的，回答大多是在做医院建筑设计项目时慢慢学会的，再加上各种会议的交流学习、国内外医院的参观考察等，有的人还说，感觉走了不少弯路。而基于研究的、有组织的、经过教学设计的医疗建筑教育，可以帮助实践者习得更高效的方法、更多样的工具、更新的理论观念，有指导性、组织性地开展实践，少走弯路。

医疗建筑教育视野既要专业又要广阔
医疗建筑（尤其是大型综合医院）的功能流程复杂度很高，要想完成其规划与设计，建筑师需要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熟知医学流程、了解医疗设备运行所需条件并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在MARU的研究报告《医疗建筑多专业规划团队与规划组织机制》（1975）中，明确指出医疗建设团队的组建，首选实战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否则建议团队骨干成员去参加专业培训。由此，医疗建设领域也存在项目向有经验的建筑师或设计团队积聚的“马太效应”。
       要想设计出优良的医院建筑，建筑师需要具有宽广的视野。设计医疗建筑的建筑师首先是一位建筑师，而不仅仅是专长于医疗建筑设计的专家。英国医疗建筑理论文献也指出：“许多优秀的医疗建筑是那些并非专做医疗建筑的建筑师设计的。”医疗建筑理论研究表明，建筑领域的一切，所有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材料、建造与技术，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医疗建筑设计。例如，英国二战后学校和住宅的建设项目中引入了工业制造、预制和模数化技术之后，很快在NHS评估它建造需求并启动了自己重要的设计与建造项目时成了主要的驱动元素。
“2018 大健康建筑设计与研究高校联盟——医养建筑本土化设计学术论坛”现场

我国医疗建筑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我国老一辈的医疗建筑学人，如华南理工大学的夏昌世先生、谭伯兰教授，重庆大学的唐璞先生、罗运湖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智益春教授，东南大学的陈励先教授等，他们所在的高校和培养的弟子所在的高校，为医疗建设领域输送了很多医疗建筑学者和有从业背景的建筑师。
       海外高校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英国国立医疗建筑研究所、谢菲尔德大学和美国得州农工大学健康系统设计研究中心，还有日本东京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也为我国输送了许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医疗建筑设计专业人才。
       近20年来，随着我国医疗建设增量巨大，一些高校开始成立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中心或健康建筑类设计研究中心（所）等，由活跃在医疗或老年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学者或资深建筑师挂帅，呈现可喜的发展势头。如重庆大学成立的“重庆大学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医疗建筑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成立的本原健康环境研究所、北京建筑大学成立的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行业协会举办的形式多样的医疗建筑相关主题的短期培训班、论坛讲座与交流等，辅以有组织的医疗设施考察活动，也极大地补充了高校医疗建筑教育覆盖不到的领域。
       在众多医疗建筑教育形式中，在高校中设立中心式平台非常有必要。要知道，以设计市场为工作重心的设计研究院（所）或公司往往无暇顾及研究，而高校除少量能从事设计实践的学者外，大多数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往往难以和实践产生关联，因此，亟需好的中心式平台来开展系统化传播与推广，将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于实践。这种平台既可以由商业公司运作，也可以由行业协会主导。但一定不能缺少类似英国MARU和美国CHSD那种在高校设立的、具有国际视野且独立于设计市场的、基于高质量学术成果开设的体系化医疗建筑教育平台。
       在高校中设立中心式教育平台，有利于保证研究与教育的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及中立性。教育平台的教研团队成员不限于高校专职学者，还可以依托于高校的体系架构，网聚医疗建设实践的各类专业人才，共同参与教育。
       我国医疗建筑中心式教育平台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前不久，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2018大健康建筑设计与研究高校联盟——医养建筑本土化设计学术论坛”，论坛嘉宾中，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九所大学医养建筑设计研究方向的教师，通过此次论坛，可对当前国内医疗建筑研究与教育概貌管中窥豹。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尚无类似英国MARU和美国CHSD这种可以提供医疗建筑设计和研究教育的中心式平台，与国外相比，国内健康城市和健康建筑设计专项人才和研究成果积累较为贫乏。可以说，虽有一些医疗建筑研究中心（所）挂牌，总体上国内医疗建筑研究和教育仍处于个体式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未来，我们不仅要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质量，还需要在国际健康环境设计研究的大家庭中发出中国声音，共谋发展。英美的医疗建筑专业人才教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我们比他们晚了至少五十年，他们已经是大树了，我们才刚发芽。如美国CHSD，乔治·曼恩教授在1966年开始创设医疗设计学科，并一直坚持工作到现在。听说初创期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研究机构只有他一个人，后来才慢慢有人加入。
       如果等不来像英国MARU那样由政府推动、“自上而下”发展医疗建筑设计研究的机会，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像乔治·曼恩教授那样的一个开始，然后坚持下去。凡事总要有个开始，有了这个开始的1.0版本，有启蒙、有需求，才会有持续的改进，然后才会有2.0版本、3.0版本，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在当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政策背景下，健康设施建设大发展就是我们很好的开始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