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老板/高翼
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拆除前的小汤山医院，2010年4月
2003年4月22日晚10点，正忙得焦头烂额的中建一局集团总经理季加铭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立刻赶到北京市建委开会。
此时的北京，已经处于SARS笼罩下的紧急状态。季加铭正忙着指挥北京胸科医院的扩建工程。这家医院当时已收治了41名非典病人，而且新病人源源不断，病区急需扩建。中建一局20号接到任务，马上组织600人了施工队伍进入现场施工。在接到电话时，他已经连轴转了48小时。
季加铭赶到建委2楼的会议室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住总、城乡、市政、建工和城建等集团的老总已经到位[1]。主持会议的是市建委主任刘永富，他没多少废话，直接向下面坐着的6个公布了市委的决定：30号晚上10点前，修建一所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地点是——
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
参会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紧迫的感觉，他们知道，三天前的4月20号，卫生部张文康和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海南省委书记临危受命，紧急进京主持大局。从那刻开始，迷雾逐渐拨开，工作骤然加快。他们暗自算了一下，通常一座相同规模的传染病医院建设需要2年，而他们只有7天[2]。
这所被寄予厚望的医院从一开始分工就很明确：北京负责建，军队负责管。设计、施工、后勤等事务由北京市政府负责，设备、医生、管理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负责。各集团的任务现场开始分配：住总、城乡和市政三家负责基础施工，中建一局则负责安装58个板房病房的安装[4]。
会议散会时，时针指向了4月23号0点，此时离最后的截止时间，只剩了186个小时。
01. 谋划：野战医院应该怎么建？
从一开始，小汤山“医院”就没有照着一座完整的医院来设计，从某种意义上，它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两个：防疫和治疗。
首先选址也很讲究：一方面医院需要远离市区的大片空地，另一方面，空地附近最好具备指挥办公的成熟设施——位于昌平区的小汤山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小汤山有一个200多张床位的国家级疗养院，而旁恰好有一大片空地，是疗养院预留的发展用地，正好可以用来建传染病医院。
而传染病医院收治的病人通常分为两类：“确诊”和“疑似”。这两类病人需要分开治疗。因此，整个医院从设计上就划分了东区（疑似非典）和西区（确诊非典）两个病区，中间有条马路隔开，每一个区都规划有6排复合轻钢板材板房，这些板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被迅速组装起来[5]。
每个区又分成了南、北两部分[4]：南侧是X光室、CT室、手术室，北侧为重病监护室、接诊室和检验科，必须配备全套的治疗设施。而每间病房也有特殊要求：大约15平方米的病房必须设有独立卫生间及浴室，除氧气、呼叫和照明外，还有预留了电话、电视、空调等5处接口界面。
Google历史卫星地图，2003年9月
专业传染病医院的设计，需要从根子上做到防止医护人员感染——保护医生就是保护病人。这就要求病区必须设计有专门的医护通道，病人走病人的，医生走医生的，同一建筑病人和医护不走一个门；而药品、食物、衣物等物品的传递，都要通过双层玻璃的传递窗口，不能直接接触。
除此之外，医院还需要建设大量的配套设施[10]：氧气站、焚烧炉、化粪池、太平间、消毒系统、呼叫系统、吸引系统、氧气管线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生活供应中心、液化气供应站、雨罩、甬路、隔离等。驱动这些设施的是6台400千伏变压器、3台315千伏变压器，以及35根电线杆。
因此，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注定要高出综合性医院太多太多。这种医院，是一座紧急状态的城市战胜病毒的最大希望。
季加铭走出建委后，就马上找来手下杨春山（中建一局四公司副总经理）准备活动板房。一局在北京的工地众多，每个工地都备有不少活动板房，他们很快就连夜抽调出58个[4]，迅速拆卸装车。到了23号早晨，离接到指示只过去几个小时，中建一局40多个人的队伍就已经抵达小汤山现场。
但一到现场，杨春山们就傻眼了：68亩的工地上人山人海，有兄弟公司已经破土动工，第一天施工人数就超过4000人，几百台设备集体轰鸣进场。更要命的是，这项工程的启动没有成熟图纸可以参考，现场水电路都不同，只能边施工边设计。具体怎么来建，需要他们现场做出决断。
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战斗打响了。
02. 狂飙：一场普通工人实现的奇迹
小汤山奇迹的主角，是来自北京六大建筑公司——住总、城乡、市政、建工、城建和中建一局——的每一个普通工人。
由于工程难度大，北京市建委先是咨询了几家上市公司，其中不乏现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明星企业，但这些公司要么不敢接，要么提大量的前置条件，最终任务只能落到上述六家北京企业身上。这些企业的员工大多数在北京工作多年，为了家人和朋友不被SARS侵袭，他们都像拼了命一样。
六家公司基本上都在23号凌晨完成了动员和人员调配，23号早晨所有公司都已进场开始实地测量，23号下午全部设备调集到位，23号傍晚全部动工。离中央的决定发出不到24小时，工地上一片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的景象。在最顶峰时，有超过7000名工人同时在工地上施工。
小汤山医院工地，2003年4月，许伟/CFP
施工现场条件很差。虽然工地南面就是小汤山疗养院，但只有300多个床位，7000多人的施工队伍根本没有地方住。工人们只好在草地上吃面包和方便面，喝矿泉水和红牛，干16个小时休息8个小时。当时北京天气已经进入初夏，很多工人晚上就在地上铺张报纸，席地露天而睡。
4月25日上午，上任不满两星期的北京市代市长来到小汤山工地，看到工人躺在草地上休息，紧急调运4000条毛毯和5000箱矿泉水[4]。他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这时候工人们才知道，这所医院将容纳1000名非典病人、1200名医护人员、1800名后勤保障人员，总人数将超过4000人。
王市长走后，现场总指挥继续开会，再次强调了时间节点：“小汤山医院一定要在30号晚上10点之前，具备接待病人的能力。”事实上，北京市的诊疗能力早已超出极限，中央军委正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员，1200名各地的医生和护士已从各地奔赴北京，留给施工单位的只有5天了。
六个施工单位感受到了压力，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加速，开始了一场不知疲倦的狂飙。
一名叫李爱华的工长后来回忆道[16]：“现场感觉就是活很紧，人很疲劳，机器声和人声混杂在一起，很嘈杂，说话都得吼，而且由于太疲劳，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靠抽烟来提神，所以到了第二、第三天，管理人员的嗓子都哑了，从第四天开始，大家就都开始犯困，站着都能睡着了。”
进行板房安装的工人，2003年4月，许伟/CFP
住总集团一名叫郑维成的员工，被派去看房梁水平度，他蹲下看了半天就是不动，也不说话，同事感到奇怪过去一看，发现他蹲在那里睡着了。4月28日晚上，一个叫赵志刚的工人抱着被子找地方睡觉，走路时掉进沟里，倒在里面居然睡着了。第二天，推土机差点儿把他给活埋了[16]。
季加铭的中建一局指挥部本来设置在工地南面的小汤山疗养院里，25号解放军开始接管疗养院进行消毒和准备医护人员入场，他就在外面找了块空地，自己搭了个简易帐篷，在里面待了五天五夜。29号，他给认识20多年的领导郭宏若打电话，跟他说[4]：“老兄，你来看看我们吧，太累啦。”
由于边施工边设计，所以各家单位的活儿基本上是越干越多，远超开始时规划的工作量。比如中建一局早先只负责西区58个活动板房，后来又增加到76个，再后来又加上了东区的所有板房，然后空调安装也派给了他们，到29日下午6点离最后时间还有一天，他们又完成了热力管道的施工。
到4月29号下午，各个施工组都开始做最后的冲刺。与此同时，未来使用这家医院的1200名医护人员，开始入场前的最后准备。
03. 冲刺：最后决战的24小时
4月29日晚21时，尚未上任的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刚走进工地，就一脚踩进了个水坑。
这个水坑让他心里一惊[7]。传染病医院不比普通的综合医院，硬件问题稍有不慎便是满盘皆输。他跟同事绕着仍在施工的工地转了一圈，看到尽管医院已经初具雏形，但漏洞也很多：病房密闭性不足、不少病房的门窗还没装、病床数量也缺不少、有的诊室设备无法放置，水电不通……
建成初期的小汤山病区，2003年4月，程铁良/CFP
张雁灵是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的院长，4月29日下午5点，还在国防大学进修的他接到了总后勤部的命令，张雁灵放下电话后立马出发，一路上风驰电掣，两个半小时后便赶到了小汤山。尽管经验丰富，但后来他回忆道：“当时我可以说是焦灼不安，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看了施工现场的情况后，张雁灵马上喊来施工单位，召开了“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明确指出摆在小汤山医院面前只有三条路[7]：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此时外面大雨倾盆，然后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
军方开始跟施工单位逐一排查硬件问题，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修复，其中大多都是棘手的硬骨头。季加铭的中建一局也面临这种情况，在29号晚上，他们负责的西区地板被指出有问题，可能被SARS病毒渗透，指挥部要求中建一局在30号中午12点之前换成耐酸耐碱的PVC地板革。
担任总指挥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2006年被双规）在协调会上批评中建一局[4]，“你们这个不合格，我只能把它废了……你一局能不能干？不能干，你现在可以撤出去！”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季加铭对此不满，因为整个施工过程中没人告诉他地板是什么标准，他一度在会议上推门而去。
但他除了完成任务，没有其他选择。季加铭连夜安排员工满北京城找这种地板革。直到夜里三点多，终于在刚刚完工的北京儿童医院找到这种材料，季加铭让人连夜把地板革运到现场，500个几天几夜没休息的工人强撑着进行安装。到了中午11点，1200平方米的新地板终于铺上了。
做最后调试的施工队伍，2003年4月，许伟/CFP
其他施工方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城乡集团负责焚烧炉、太平间等共4000多平方米配套设施的施工，而随着建筑的完工，大量设备需要安装。在安装太平间的冷柜等设备的时，精疲力尽的施工工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人发憷不敢动手。最后还是领导党员带头，才完成任务。
随着一个个的硬骨头被啃掉，时针指向了30日中午。从12点到下午6时，设备工程师们对245台医疗设备进行了突击安装，通信工程师们对整个园区做信号覆盖和优化……终于，到了2003年4月30日下午6点，随着驻守军方戒严令的发出，所有施工工人全部撤出工地，军方正式接管。
张雁灵带领1200名医护人员，已经枕戈待旦，做好准备，他的管理班子来自陆、海、空、武警等全军5个不同单位，个个都是全国选出来的尖子。而各施工队留下了一部分维护人员，驻守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在他们眼里，这片奋斗7天7夜的建筑群，在夜色下发出陌生而畏惧的光芒。
晚上11点，小汤山医院开始接受病人，大量救护车带着SARS感染者从北京各医院赶来。一场战役结束了，另一场战役开始了。
04. 尾声：“小汤山模式”缘何成功？
小汤山医院从4月30日晚收治第一名SARS患者，到6月20日最后的18名患者出院，这座医院一共使用了50天。
但这座医院，在抗击非典的历史上剧中身为：小汤山医院在建成后的两个月内，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SARS患者，大大缓解了北京已经绷到极限的诊疗压力，集中隔离治疗也大大减少了病毒的传播。因此，小汤山医院一度被认为是2003年国内非典疫情由严峻走向缓和的转折点。
建成初期的小汤山医院鸟瞰，2003年4月
在收治的680例患者中，只有8例死亡，治愈率接近99%，而全院1383名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感染，张雁灵完成了总后勤部给的“医护人员零感染率”的目标。他后来总结道[7]：如果没有小汤山医院，北京至少还要增加2000至3000名非典病人，至少还要再死200人以上。
最后一批病人走出小汤山，2003年6月，Lily/CFP
“小汤山模式”之所以如此成功，有下面四个原因：
1. 建设的迅速性
从命令下达到医院竣工，一共只花了7天7夜。在当时，如果晚一天交付，北京的非典疫情就会面临再次爆发甚至失控的可能，豪不夸张的说，每一秒都是生命，这背后是无数施工人员的辛勤付出，这种建设速度只会在中国有。
2. 职能的纯粹性
小汤山医院并不是以一家“医院”的要求配置的，它只把重点放在了防治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上，这让它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可以只关注传染病。尽管小汤山医院只使用了50天（后面进行了封锁和拆除），但它完美地发挥了它的使命。
3. 配置的充足性
虽然只是单一防疫功能，但小汤山医院的设施配置并不简陋。整个医院全部按照一级传染病标准配置，包括氧气系统、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系统，甚至有与大型医院相同的重症抢救病房。有超过1000张床位和1383名医护人员。
4. 管理的有效性
小汤山由军方运营，管理严格，各项技术标准清晰周密，光是预防管理措施规定就有三章34节，有100多条详细的预防措施，超过8000字。医院甚至有一支25人组成的督导组，专门监督医护人员预防措施的执行情况。
小汤山2003年的成功，是一个由无数决策人员、医护人员、施工人员、维护人员共同谱写的奇迹。17年过去了，小汤山医院已于2010年拆除，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灾难面前，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市井之下，每个人都需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才能创造出奇迹。
而现在，小汤山模式的延续，交给了2020年武汉。
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鸟瞰，2020年1月
武汉加油！
参考资料：
[1]. 非典时期的非常速度，徐燕，城市开发，2003年
[2]. 小汤山速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中外企业文化，2003年
[3]. 参建小汤山医院的北京住六公司，梅春香，2003年
[4]. 小汤山奇迹，李忠效，报告文学，2003年
[5]. 七昼夜建成小汤山医院，刘长永，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
[6].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崔西强，中国医院，2003年
[7]. 回望小汤山，张雁灵，2008年
[8]. 透视“小汤山”，黄锡璆，建设科技，2003年
[9].小汤山医院七昼夜建成，汪孝宗，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
[10].小汤山：世界奇迹是这样产生的，甘铁生，台声，2003年
[11].小汤山SARS医院建设简介，程建设，2003年
[12].小汤山医院管理启示，缪晓辉，2003年
[13].小汤山医院建设的思考，李朝虹，2003年
[14]. 七天七夜：北京建筑业抢建小汤山定点医院特别档案，2003年
[15]. 特殊战场五昼夜，贾国荣，解放军报，2003年
[16]. 小汤山建设：住六人的非常生活，北京晚报，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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