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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始了重建，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大部分的医疗建筑的规模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相对应的，我们是在2000年到2030年这个时期完成相应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之中，我们的人口达到了峰值，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规模将趋于稳定，医疗建筑规模扩张也趋于平缓。

格罗宁根这个城市有200,000人口，大型的医疗机构有两座，合计的床位数大概有1000床左右，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全科门诊和专科门诊，这些诊所是承担普通民众首诊医疗的主要机构，经过诊所的转诊后，民众才会被送到大型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目前国内的某些城市正在开始布局以分级诊疗为基础的转诊程序。

像格罗宁根这样的城市，最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健康政策都是围绕着非医疗建筑本身来谋划与实施，其中包括了更健康的城市福利体系、城市生活方式、空气水的健康、人们的精神健康和社会保障、公共空间的环境改善、配套的城市政策如何让市民减少进入到大型公共医疗机构等方面。

这是一所繁忙、高效，同时又悠闲而慢节奏的医院。繁忙是因为这所医院的每个人都有井然有序的工作，分工极细，午餐时间大家会在巨大的玻璃中庭里站着边吃面包边继续探讨。悠闲是因为医院编制一套医院未来十年的规划就要花5年的时间，然后再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500平方米的玛吉中心（世界知名的癌症咨询机构）要花2年时间进行策划和设计，然后再用1年时间建造。

这不是一所孤立的医院，而是庞大的荷兰医疗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顶端的部分。在荷兰，是保险公司和法令支撑整个医疗体系，患者由家庭医生（他们称之为守门人）首次诊断，不可以直接进入到医学中心这样的机构（急诊除外），家庭医生要做出专业的判断，以确定是否需要和送到医学中心，因此1000床位和1.3万名雇员从事着顶端的服务和研究。

同处在柏林，本杰明富兰克林医院比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早建成50年，但是，从50年前的医院身上既能看到现在大规模建设的医院的影子，也能看到德国医院建筑在构造处理、空间处理上延续多年的共同点。

医疗功能虽然需要复杂且多变，对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空间规划来说，以分类模块的方式来进行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功能模块、服务模块、交通模块、采光通风等多种模块界限清晰，相互关系清晰是基础的共识。

何为友好？建筑的使用体现在细节，人的尺度下的构造和构件，比如无论是50年前的医院还是新建设的医院，公共垃圾桶采用悬空吊装的方式很常见，这方便了保洁人员的清洁工作。自动开门机也是德国大多数医院的标配，所有的公共走廊，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都不需要用手触碰到门，极大地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也提升了患者对建筑环境的信心。德国的门一般门框都会采用非常坚固的钢制一体化成型的门框，门框的造型非常坚固且具备整体性、边缘薄。这里德国的暖气在幕墙旁边会有很多矮的方形暖气片，落地安装，对幕墙非常友好。

装修整体性完成度高

德国的工业文化深入人心，社会对建筑物完美程度的心理底线较高，很多共识可以延续百年。比如，德国的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中几乎都普遍安装了窗台的排水板，来对建筑物的外墙进行保护，百年前的建筑采用砖、石材或者瓦片，百年后普遍采用金属板。

国外的医院设置祈祷室很普遍，我们经过医院的祈祷室一个年轻人在弹钢琴，医院的老人听到了钢琴的琴声，然后坐着轮椅进来听。候诊区非常注重隐私设置，通过很多套玻璃隔断，候诊区都设置了可以满足患者和家属同时与工作人员进行对话的空间。候诊区人多的时候座椅大部分采用局部环绕，而不是排排坐的方式。便利店大部分都靠近入口，可以让患者一进医院，就感受到咖啡厅与便利店的轻松氛围，医院普遍没有很高的大厅入口。

建于10年前的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与近些年建设的很多欧洲医院类似，都摒弃了对高层建筑的追逐。反思高层医院建筑是目前欧洲新医院项目设计的重要的主题，建筑师认为，高层在节约土地和缩短交通距离方面有优势，但是也仅有此优势，土地的节约效果不明显，除非用地本身就很紧张。交通方面的优势就更值得商榷，医院里除了个别部门比如手术室、产房、抢救等，需要很近的物理距离。大部分部门之间对距离并不敏感，而且距离造成的困扰可以通过物流解决，至于人嘛，多走走更有利于健康（北欧人真这么想）。

其他角度来看，低层建筑就更优势明显了，医疗资源的再分配让大型医院的人流量急剧下降，成为重症治疗和科研的中心，由此低层带来的建筑体验更好，绿色环境和噪音减少。

欧洲经验告诉我们，越高的建筑物使用寿命越短。从医疗建筑来看，大平层利于改造，塔楼改造的可能性很小。

2023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平稳期，基础设施高数量增长的模式已经结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过程大致是欧洲30～40年前的阶段，由于经济不再呈爆发式增长，人们的心态也趋于平缓，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再接受高楼大厦的机器装置，期望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健康是一个广泛的主题，但又需要体现在一个个小而具体的设施中，几乎每个分支领域的建筑师都有机会参与到健康城市的理念中。负责组织我们这次考察的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瓦格纳（Cornelis Wagenaar）教授坦言，“建筑能治愈疾病吗？”他自问自答，“我认为不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和实践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不进入医院。”

2006年开始一直从事医疗建筑的建筑设计实践，从早期作品“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医院”，到在西藏高原上的一系列实践“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巴嘎乡卫生院”，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太原市尖草坪区中心医院”，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医院不是治疗的机器，而应从更多角度审视医疗建筑的设计可能”这一理论。

图片来源：作者自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