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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备受关注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设置做了具体要求：

这意味着，2019年将有3个国家医学中心、6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完成设置。

“国家医学中心”仿佛一个金字招牌。医院一旦入选，便代表了国家最高等级医学水平，拥有与世界先进水平一较高下的资格。随之而来的，医院将获得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实现大跨步发展，将同行远远甩在身后。

与此相对的，区域内如若拥有一家“国家医学中心”，则意味着该地区的医疗水平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最高认可，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将源源不断地涌入。

因此，随着方案的进一步落地，在各地政府和顶级医院之间，一场围绕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很多人应该还忘不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设置过程。

2017年2月，原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十三五”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决定在全国和区域范围内分别成立综合类别、专科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但在《规划》正式出台之前，2016年7月，原国家卫计委便已决定在全国遴选设置1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而在更早之前，北京、上海这两大医学高地开始筹谋、布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建设。

2012年5月1日，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上任仅两个月时，就向原国家卫计委提出提出“适时建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申请。据倪鑫所言，当时日本、以色列、美国都建立了国家级儿童医疗中心。他认为，我国不应忽视成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并承担相应职能的必要性。

同样是2012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将整合上海市优质儿科资源，建设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和管理“五位一体”功能布局的国家级儿科医疗机构。该年1月，上海成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筹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两大城市都具备了高水平资质，相关建设工作同样筹备多年，牌子到底给谁，似乎难有定论。

好在答案并没有让人等待太久。2017年1月2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设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函》正式印发，明确：

将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为主体设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联合主体设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共同构成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图：2017年5月3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上方，“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八个红色大字首亮成功。（来源：健康界）

这一南一北、“两地三院”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不仅平衡了北京、上海之争，连上海本地复旦儿科派系和交大儿科派系也一并兼顾。

2017年11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建设方案落实。在官方媒体报道上有着这样一段话：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将组建六大临床医学中心，分别为出生缺陷临床中心、血液/肿瘤临床中心、新生儿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临床中心、疑难危重病临床中心、儿童保健与康复中心。

它们将由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院专家教授团队分别领衔担任“双主任”，形成强强组合。比如出生缺陷临床中心就将由儿童医学中心刘锦纷教授和儿科医院郑珊教授领衔，他们均为我国儿外科知名专家。

当然，这种结果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随着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儿科医生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和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的设置和联手，可以进一步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布局，有效提高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家医学中心的争夺上，有实力的地区政府必将分毫不让。

随着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相继落地，除了北京与上海，优质医疗资源同样丰富的广东似乎着急了。

2018年6月，广东宣布开始启动“登峰计划”。根据目标，广东将争取到2022年建成1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和若干个专科类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三年内，广东省财政共安排60亿元左右支持重点建设医院，每年安排20亿元，每家医院投入约3亿元，用于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和教学科研平台建设。

在国家医学中心的比拼上不占优势的其他省市，则盯准了专业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2016年12月，河南省率先在全国提出打造六大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南省投入了哪些资源？

据新闻报道，今年1月，河南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张玉峰表示，河南省财政在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积极优化支出结构，累计投入11.7亿元，为河南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自2017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省属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专项资金2.5亿元；

在资金分配上，对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建设项目按照1000万元/个的标准核定补助额，在此基础上，对涉及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专科医院等项目给予适当倾斜。

2019年，河南省财政将安排政府专项债券13.5亿元支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力争到2020年实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创建目标。

此外，据新闻报道，为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河南省卫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编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还共同出台了财政投入、价格改革、医保支付、科技管理等配套政策。

如此大手笔，可见河南省打造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决心。

明确提出要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还有江苏省。

据新闻报道，1月25日，2019年江苏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获悉，江苏将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医院，积极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1-2个华东地区专科类区域医疗中心，保证绝大多数疑难危重病在江苏解决。

意思很明确，每个省都将有一个综合性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而六个大区将拥有若干个不同专科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综合性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道题似乎并不难解。

在绝大多数的省市地区，一般都会落地在省会城市的超级综合性大医院：

河南，郑大一附院当之无愧；

四川，华西一枝独秀，难有匹敌；

陕西，西京医院久负盛名……

而在部分优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省份，政策似乎也给了新的方向和建议：区域内有2家以上适宜医院的可以考虑共同建设，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以湖北为例，武汉协和、同济能否共同建设区域医疗中心，也不是全无可能。

因此，对顶级医院而言，成为专科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竞争将更为激烈，因为这代表着区域内，某一专科的顶尖医疗水平。而这一竞争，将超越省级范围。

以华中地区为例。

在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上：2015年武汉同济首次超过武汉协和位居华中地区心血管病排行榜榜首并延续至今；

而在第三名的位置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争夺尤为激烈，你来我往，“此起彼伏”。

图：2017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复旦版）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主体医院，需要在区域内综合实力数一数二，其医疗技术水平、临床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都需有较高的国内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此外还强调医院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当然在教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一位医疗行业资深研究员表示。

可见，无论是国家医学中心还是区域医疗中心，对主体医院的考核，不仅仅是考虑诊疗服务水平，还需要考核医学研究能力以及综合管理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如若辖区内没有达标医院，也可在符合国家设置规划的前提下，选取适宜医院作为主体医院，通过加大投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报国家卫健委备案。待建设达标后，再提出设置申请。

《规划》的出台，不仅意味着在我国当下的三级医疗服务系统之中将新增“医学中心”这一最高层级，更预示着，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现有的三级医疗体系或将被打破。

到那时，以国家医学中心为引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骨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将完全建立。

这种四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一旦建成，或许可以幻想一下，部分疑难杂症不再出省，患者费用被大大节约，老百姓的个人支付负担将降低……毫无疑问，这是分级诊疗的最理想状态。

当然，仍然有不少医改专家表现出了他们的担忧。一位医改专家曾对笔者表示，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评选，看起来就像“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国际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设置，乍一看是顶级医院之争，一方面或将促使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集中，从而使得这些顶级医院医疗水平进一步提升；但另一方面，拥有国家级医学中心的牌子的医院将成为“特三甲”，由于我国医保制度尚未完善，患者就医“只认招牌”，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将进一步加强。这似乎与分级诊疗背道而驰。

现实或许没有他们想的糟糕。毕竟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不论是国家医学中心或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医学人才培养、临床研究、疾病防控、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承担了特别的定位和使命。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曾表示，《规划》的出台，正是为了加强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作用。

但要想真正实现分级诊疗，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各个层级都不应当被忽视。在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同层级、抓准问题，分别解决，提升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才是建立分级诊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