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本原设计团队的定位以及发展方向。跟随孟建民院士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对您的设计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邢立华：遵循孟建民院士提出的“本原设计”理念，即“以全方位人文关怀为核心，实现建筑服务于人”，以孟院士为核心，我们组建了本原设计团队；并将其细分为多个建筑设计实践团队与高校学术科研团队，围绕“健康、高效、人文”三个要素，以设计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建筑与城市。其中，本原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专业的医疗设计团队，持续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医疗建筑的迭代发展，探索医院新的组织范式，致力于创造有人文精神与艺术气息的美好医院。
孟院士在2002年成立了工作室，2001年到深圳参加工作的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加入工作室的成员。从刚毕业的懵懂少年到今天的不惑中年，这么多年孟院士与我的关系也逐步从师生、上下级转变为事业合作伙伴，这种关系亦师亦友。我很感激孟院士对我的教导与影响，他在做人的原则、做事的方法、做设计的思想等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做人，孟院士教导我们：高尚的情操是建筑师创作的内生原动力，建筑作品是建筑师自身对世界感悟的物化载体。他反复强调设计要“全方位关怀”，尤其关注弱势群体，不能“因物忘人”，要做到“以人为本”。
对于做事，孟院士的严谨风格对团队影响很大：做事要“周到、周详、周全”，思考问题要有“广度、深度、精度”。这也要求建筑师站在更大维度上思考设计问题。
▶ MENG 本原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办公场地
AP / 您是如何与医疗建筑结缘的？
邢立华：某种意义上讲，我将医疗建筑设计视为一种手段，是我对城市与建筑认知的一种再现表达。我与医疗建筑有三次结缘，每次结缘都是我对医疗建筑自我认知的螺旋上升过程。近20年的医疗建筑设计经历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兴奋期。2003年，由孟院士领衔，我们团队创作了第一个医院项目：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团队因创新性地提出新型医疗城的空间组织模式而在竞标中获胜，这个项目也开启了我的医疗建筑设计之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设计了多个重大医疗项目，处理医院复杂功能逻辑、探讨医院的系统观所带来的挑战性与成就感，极大激发了我对医疗建筑的创作热情。
第二阶段是反思期。通过第一阶段的经历，我对医院设计有了更深的理解，作品也日趋成熟，但我却逐渐丧失了创作激情，进入了反思期。一方面，医院设计固有的模式与套路使我陷入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另一方面，由于其复杂性，创作始终受制于各种因素，使得建筑师的发挥与想象被限制。同时，我发现自己在创作公共文化建筑和医疗建筑时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模式：设计公共文化建筑时自动会切换为开放创新模式，设计医疗建筑会切换为保守功能模式。不同建筑类型的设计经历让我在“局外”审思“局内”——自己是否对医疗建筑形成了固化的认知模式？医疗建筑的复杂性是否“绑架”了建筑师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让我重新开始思考医疗建筑的创新性问题。
第三阶段是探索期。带着第二阶段的疑问，我开始重新思考医疗建筑的内涵与外延，探索人与空间、功能与形式、医院与城市的关系。通过研究我意识到，毫无边界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突破矛盾限定的设计才最具有生命力——医院作为集矛盾性与复杂性于一体的公共建筑，恰恰是创作的自由源泉。这种感悟对我而言仿佛是一种“新生”，使我重新回归到真正自由的创作状态中。最近几年，我们在医院设计实践中做了大量的创新性探索，旨在打破传统医疗建筑“千院一面”、冰冷无情的固有形象，重新塑造医院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医疗建筑同样可以像其他公共文化建筑，可以给人们带来美好与温度。
▶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AP / 本原设计曾经对使用医疗建筑的人群进行研究与梳理，将其分为5 大类、 72 小类，并尝试针对每类人群进行个性化设计，您能否谈谈此项研究的具体意义？
邢立华：本原设计强调“以全方位人文关怀为核心，实现建筑服务于人”的设计思想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致力于将其真正贯彻到宏观系统层面与微观细节层面。而这项研究就是我们团队将建筑“人文性”落实到“人”的重要体现，这个研究有两个层面的价值。
在功能层面，医院是以开展医疗行为为目的的功能性建筑，研究医疗功能本质就是研究人在医疗流程中的空间行为。将不同人群的动线抽象成数学模型，建筑师通过处理这些拓扑关系的集合，找到最有效的设计策略。越系统细致的人群分类，越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医院功能的本质。
在人文层面，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医院设计才是有温度的设计。医院里有大量的弱势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着人间悲欢离合。但是公立医院设计中往往很容易忽视弱势群体的需求：没有专门空间的医院保洁人员，休息时间只能挤在楼梯间的角落里，这是对“尊严”的忽视；设计在地下室阴冷角落的太平间，消解了人们送别亲人死亡的仪式感，这是对“生命”的忽视。了解医院中每种人群的行为与需求，在微观层面进行分类，才能避免我们对这些角落视而不见。我们希望通过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创造美好医院不仅是“阳光下”的光鲜，更重要地是为“阴影中”的角落带去光明，给所有生命以尊严。
成卓 / 在疫情发生后，新的医院建设面临极短的设计周期与建造周期的挑战，本原设计是如何做到兼顾创新与品质的周全考虑？
邢立华：医院作为民用建筑中最复杂的建筑系统，应该要有科学的设计周期和建设周期，过度压缩设计与建设周期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场所，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弥补这些问题，将来迟早还要进行调整与改造，势必带来更大的代价与浪费。
但新冠疫情的出现，使得未来难以预知。所以从政府层面来讲，为了应对未知而加快建设、缩短工期实是迫于无奈，对于建筑师来讲，也无力去改变这样的决策与需求。但是这都不能成为我们不把医疗建筑设计得更好的理由。
基于本原设计实践的经验我分享三点供参考。第一是“精度”上，建筑师要重视每一次的医院设计机会，养成创新设计的习惯与意识，避免因设计周期紧张而陷入思维惰性，多做面向未来的美好医院，少做陈词滥调的设计；第二是“广度”上，在方案投标设计阶段，就要站在全生命周期维度预判后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避免因考虑不周全导致赶工阶段颠覆性调整方案；第三是“深度”上，不断总结医院设计经验与教训，将医院复杂系统的认知形成一种组织性知识沉淀，用最大化的团队力量与经验去应对紧张的设计周期。
成卓 / 对于疫情带来的未知，能否与我们分享您对韧性医院设计的观点？
邢立华：“韧性”的概念源自自然生态学，在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城市规划学用于研究城市灾害反应。“韧性城市”强调学习大自然自我演进能力，具备自组织、自适应和学习演化的特征；“韧性医院”是“韧性城市”概念的延展，是指医院在遭受外部灾害作用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与恢复医疗功能的能力。此次全球公共卫生灾难的教训使得我们反思，无论城市还是医院的抗灾性能都要从顶层设计着手，应具备平灾结合、平疫结合、平战结合一整套系统性思想。韧性医院我认为有三个主要的方面：弹性可变、冗余度、韧性极限。
“弹性可变”强调空间设计要具有灵活性，要求建筑师具有动态时空观，全方位考虑医院在灾害的预防、准备、应对、恢复四个阶段的功能组织、流线管控等关系，为应对灾害提出动态模式的设计策略。比如按传统病区模式设计的医院，在疫情来临时可以有条件迅速转换为传染病区“三区两通道”模式。
“冗余度”是指医院设计要有一定的“额外设计”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突发事件。比如在大型医院的急救广场下预留“生命柱”——预埋基础机电条件，突发重大事件时，急救广场可以搭建临时建筑，并满足筛查、分检、救护等需求。
“韧性极限”强调医院抵御灾害的能力存在临界点：韧性医院建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临近极限时，需要有预警机制和应对策略。就好像弹簧有弹性极限，医院也没有无极限的“韧性”。未来应明确和量化韧性医院的抗灾极限，便于我们理解医院对于灾害的承受度，才能让未来的医院更从容地应对突发状况。
成卓 / 除此之外，在医疗建筑设计中如何建立和城市良好关系？如何平衡城市活动的开放性与院感控制要求的封闭性？
邢立华：医疗建筑是重要的公共建筑，也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立医院与城市的友好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是城市与医院的物理交互性。对于全天候运作的医院，其人流、车流、物流、能源都不断在与城市进行物理交换。规模越大的医院，这些物理要素的交换带给城市的负荷压力越大，越需要建筑师去研究这些要素如何与城市发生关系，从而找到有效的设计解决策略。比如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中，针对人流量大的特点，我们提出“医疗街区”的概念，将医院划分为若干“功能街区”，形成更加复合的街道系统。网络化的布局在医院与城市之间建立多个“接口”，快速引导城市不同方向的人群便捷到达。
其次是医院与城市的环境连续性。很多医院割裂了这种连续环境的状态，仅仅从基地内思考患者的动线组织，片段化理解患者的就医体验，忽略了人在就医中连续的空间感知。所以我们强调医院和城市的环境连续性，在患者从城市过渡到医院的过程中提供连续、友好的环境系统，打造良好的就医体验。我们在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项目提出与城市环境共生的模型，巧妙利用城市街道高差创造一个连续的阶梯式地景广场，上方覆盖半透明伞状艺术装置，既可以为步行到访的妇儿遮风避雨，又为老城区营造具有艺术气息的活力空间。
▶ 深圳市罗湖妇幼保健院效果图
▶ 深圳市罗湖妇幼保健院效果图
最后是医院与城市的空间公共性。医院与城市应该形成友好的城市界面，延续城市连续的空间公共系统。但实际情况下，很多医院处于都市核心区，出入口处人满为患，街道空间品质极差；加之没有充足的用地条件，医院功能性广场常常与城市公共空间混为一谈。对于容纳上万人工作生活的大型医院而言，开放的设计才能促使医院与城市建立友好的空间界面，重塑连续的城市公共系统。以南山医院为例，我们充分利用双地铁接驳优势，采用集成设计策略，将医院门诊入口大厅、出租车落客接驳、地铁接驳、地下商业、下沉广场等一系列空间和设施整合设计，形成一个复合的“城市客厅”。它既是医院门诊主入口，也是城市街区重要的公共场所。
▶ 南山区人民医院城市客厅效果图
新冠疫情后，有些声音希望把医院设计得更封闭，与城市的关系更割裂，但这种应对疫情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辩证思考下医院的开放性与院感控制的封闭性，两者本质上不矛盾。医院的开放性强调与城市便捷的组织关系；院感控制的封闭性是在特殊时期能够建立弹性可变的防御机制，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建立有效管控路径与保护层级，这与医院设计得是否开放没有关系。
比如，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的开放式“医疗街区”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巨大作用，通过路径管控，只开放两个街区口给患者通过，另外一条街区变为医护专用街区。这种开放式空间的灵活切换反而在更大的建筑尺度上建立了医患分流体系，为降低交叉感染提供了重要保障。
AP / 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西院项目中，您与更加专注于空间关系的隈研吾大师合作，在过程中他是否有不同的见解与突破？
邢立华：于我而言，和境外事务所合作是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的过程。海口市人民医院项目中双方基于各自专长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本原设计负责整体的医疗规划布局与功能设计，隈研吾团队负责立面造型设计。
项目基地被市政道路划分为三个地块，内部还有一块农业用地，极具挑战性。本原设计从规划层面提出保留农业用地并改造为稻田景观，为病患提供绝佳的疗愈场景，同时利用连续的裙房大屋盖连接起医疗与行政科研两个区域，在裙房屋顶建立连续的森林景观系统，我们称之为“田野间，森林里”。双方在项目理念上高度一致。设计过程中我们重点围绕医院与城市之间如何建立开放性，大屋盖下的空间尺度如何把握而展开探讨。隈研吾团队主张轻盈自由，而结果证明此设计策略在使得空间灵动有机的同时，更能与城市有机融合，尤其是他们对于学术报告厅部分的设计——台阶广场折叠蜿蜒，宛如立体绿植自屋顶铺洒而下，与周围热带自然环境形成有机呼应。同时隈研吾团队秉承其对于建筑材料的痴迷，在设计中自由且广泛地尝试和运用材料，以及极致细腻的细节把控，让我们深受启发。
▶ 海口市人民医院鸟瞰效果图
▶ 海口市人民医院报告厅入口效果图
AP / 您如何理解“标志性”“地域文化性”等项目要求？您认为城市建筑更应承担的是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是塑造城市的历史文化？
邢立华：海口市人民医院项目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性。项目保留了原有农田的历史记忆，暖色细腻表皮肌理、灵动的空间设计较好回应了海口热带城市的气候特点。
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或塑造，前者强调延续，后者关注创新，两者并不矛盾。历史连续变化的过程是动态的，每一个城市发展阶段都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保持城市的连续感、和谐感，并结合项目的场地特质与城市文脉来思考设计策略。最典型的案例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巴黎卢浮宫项目，在浓重的历史氛围里，现代且通透的金字塔矗立在广场中心，既保留原有历史建筑街区尺度与记忆，又通过地下空间将所有展厅连接，使得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
成卓 / 近十年来，我国兴起了床位规模 5,000—10,000的医学园区/中心规划的建设。能否结合本原设计最近中标的嘉兴长三角医学中心，谈谈您对其建设及发展的看法？
邢立华：大规模医学中心建设将相关的医疗资源及医疗产业聚集，形成医疗产业联动从而引发聚集效应。依托于医学中心可以构筑更大规模的健康产业城，类似TOD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城市开发模式，这是一种以医疗资源为核心的城市开发模式。
从医学中心发展的历史看，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医学中心，本原设计对其进行了迭代发展的研究梳理。比如每个医院独自发展的美国德州医学中心，本原设计定义其为第一代“分散聚落式”；第二代是将医疗、康复与自然环境结合的“有机花园式”，如美国奥兰多医学中心。第三代是空间三维复合化、产业配套多元化的“立体组团式”，如新加坡医学城。可以看到，医学中心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复合要素的多元化。所以，我认为未来医学中心应该具备7个重要要素：生态多维、产业多层、交通复合、服务多元、智能互联、资源共享、韧性灵活。这也是衡量医学中心是否先进的重要评判标准。
2021年9月，本原设计以独立身份在嘉兴长三角国际医学中心城市设计全球公开征集竞赛中获胜。该国际医学中心规划了超大综合医院、肿瘤医院、儿童医院、康复医院、转化医学中心、国际诊疗中心等医疗资源，希望打造最先进、最智慧、最生态的医学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高地。基于嘉兴城市的生态本底和我们对超大规模医疗建筑群的深刻理解，我们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第四代“生态网络式”医学中心的“生态网络共同体”概念。
设计最大的亮点是一条联系基地两侧水域与森林公园的“绿肺”纽带，它在构筑更大生态网络的同时，也打造了集生态、景观、服务、交通于一体的、更加系统复合的三维空间结构，使得群落中所有医院通过这条纽带，实现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能源流的交互，并以此为网络载体，有效解决超尺度、超规模的医疗集群对城市带来的影响，进而实现全域的互动互联。
▶ 长三角国际医学中心鸟瞰效果图
▶ 长三角国际医学中心鸟瞰效果图
AP / 从本原设计的在建医疗项目来看，未来的医院似乎越来越“不像医院”。结合当下热议的 “去医疗化”“去建筑化”，您如何设想未来的医疗建筑，或者说未来的建筑？我们是否正在步入去建筑形态化的“泛建筑学”时代？
邢立华：“看起来像医院”，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医院的固化认知。我们团队将每一个医疗建筑项目都看作是挣脱这种认知枷锁的机遇，将每一所医院与功能、场地、环境、文脉、交通、城市等因素的矛盾都视作创新的契机——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才能使每所医院有独特的生命力。
建筑形式发展始终受制于技术革命。当下建筑学百花齐放，很难再用风格或主义来定义，而近100年的建造技术、材料技术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革。因此，当下建筑形式的多样性仅仅是建筑思潮发展变化带来的“表象”，究其内在本质却仍然是同构的。
所谓泛建筑学，我认为是基于传统建筑学内涵定义的一种外延，并没有改变建筑学内涵本质。泛建筑学的出现基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对于传统建筑学强调“坚固、适用、美观”，其更侧重与科技技术融合，将科技技术要素整合进建筑学的范畴，形成“建筑+”的概念，比如“建筑+人工智能”、“建筑+科技装备”等等。此外，泛建筑学的出现也会逐步改变传统建筑的美学价值，产生新的形式范式。
基于建筑学发展的历史观，我认为除了建造技术、材料技术会引发建筑革命外，还应增加两个新因素：人工智能与能源技术。这四个要素中，任一实现革命都会引发建筑革命，建筑的定义将会从真正意义上重新被书写。目前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仅能模拟人类小脑的运作机制，建造自下而上的智能建筑；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临界，实现像人类一样通过“大脑中枢”自主决策，支撑我们建设真正的智慧建筑，必然会引发建筑革命。同样，如果核聚变发电技术突破，能源就不再是稀缺资源，降低建筑耗能就无从说起，建筑使用方式和建筑学的内涵也会因此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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