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二三十万流动人口的都市村庄，急缺基层医疗机构，一方面是“身怀绝技”的乡村医生，由于身份尴尬成为“非法行医”，还有更多的正规学校的医学毕业生因为学历问题难以进入医院就业，无法拿到资质只好开“黑诊所”。这之间能否搭建一个桥梁?也有专家建议，对于个体诊所的审批，需要分级对待，让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黑诊所逐步漂白成医院“末端神经”。
【故事】历经13年卫校生才有了“合法诊所”
“历经10多年，申请开办个人诊所终于获得了批准。”
37岁的杨东百感交集。他毕业于开封县卫生学校医学专业，中专学历。要想考取执业医师，必须是助理医师，杨东先在县城医院，试用一年期满后申请参加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拿到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又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了二年，才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考试能一次性通过的很少，我前后用了5年，才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杨东感触道，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后，还要再从事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才允许个人开办诊所。
申办过程中，他再次感受“重重关卡”。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申请时要提交医疗机构业务用房“房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但在都市村庄办诊所，农民根本拿不出房产证明，而有效的房屋使用权证明应该哪个部门出，工作人员也说不清楚。另外，在要求所聘医师提交的诸多证明中，不在职证明和医师聘用证明也是互相矛盾的。
办理消防合格证时，也遇到了麻烦。根据规定，消防合格证必须在机构设置之前申报，而如果没有房产证明，就办不了消防证明。
杨东感觉事情就像打了个死结，怎么也理不清楚。最后，他还是找了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戚，走关系才将所有资料准备齐全，终于审批过关。杨东说，从2001年开始准备申办，到2014年终于拥有合法资质，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期盼】转正之路太难，政府能否简政放权
“在这13年里，我也算是黑诊所，一直就卡在身份上。”杨东坦承。
虽然经过了13年的漫漫长路，但起码杨东的结局是好的。据悉，还有很多类似杨东这样的医学院毕业生，处于身份不明的“灰色地带”。
郑州市卫生监督局副局长单志民介绍，根据多年查处“黑诊所”的经验，其实很多开办黑诊所的有正规的医学背景。但是，“现在的大医院，招聘学生至少都是硕士研究生起步，省市一些好医院还要求全程都是211或985等重点学校。”这就导致很多中专医学毕业生，或者大专毕业生甚至本科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很多人就选择自己开办诊所，但由于资质不够，只能在这期间做黑诊所。”单志民说，类似杨东这样的医学毕业生，在这10多年里拿什么就业?拿什么去养活自己?这些都是社会问题。
对于这些初级诊所“转正”的道路漫长与艰辛，很多专家也做了呼吁，认为政府应该简政放权。
“一禁了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仅靠“打击”二字，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投入和思考，做出创新治理办法。”大学教师王秀英建议，“首先要给公共卫生资源扩容，加密社区服务站的布局。”合法的多了，黑诊所自然没有生存之地。其次，多龙治水，贵在持之以恒，才能显示合力持久有效。运动式的执法，只会给黑诊所一再提供循环隐身的机会。再次，建立匿名有奖举报多方平台，可减少执法成本，只要黑诊所一开业，无论其伪装有多迷惑人，联合执法队也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它，对之依法取缔。
对个体诊所的审批实行分级管理
“在新医改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整治‘黑诊所’应迎合患者的需求变堵为疏，将一些具备条件但手续不全的诊所引入正轨。”业内人士周国平说，卫生部门对于非法行医的经营者大多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层面上，能真正追究刑责的非常少，类似的查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而很多条件较好的无证诊所，也一直希望政府工程技术部门适当放开医疗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建议对个体诊所的审批也实行分级管理，让黑诊所逐步漂白成医院‘末端神经’。”社会学专家李明呼吁，他们也做过社会调查，对于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扎个针，拿点感冒药等便民服务，对于一些个体诊所是否需要那么长的年限限制，这也是需要政府部门创新执政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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