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分级诊疗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地方都有试点，但效果并不如人意。分级诊疗在国外有成熟的经验，公立医院也盼望实施分级诊疗，这样合理分流患者之后，公立医院的门诊不会那么忙，住院也不会那么拥挤。目前，各地大多由卫生部门在推动分级诊疗。医保部门和患者之间有契约关系，医保部门可以规定患者到哪里去消费，由医保部门主导分级诊疗更合适，而不是让卫生部门去做。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谁来规定‘患者首诊在社区’。”朱夫坦言，卫生部门没有权力规定“患者首诊去社区”，只有医保部门有这样的权力，医保部门却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而上述问题关系到分级诊疗是否能真正开展。朱夫指出，人民群众已经习惯就诊自由，如果“首诊在社区”落实不了，即使把基层医疗机构建立的再好，患者还会流失，卫生行政部门也会很难推动分级诊疗。如果分级诊疗真正得以构建，广东省东莞台心医院院长许宏基提醒，国内大医院院长还要考虑医院过度建设的话，将来如何支撑，如何保证门诊病源。
分级诊疗应上升到法律层面
“我同意朱夫院长的观点。构建分级诊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来。”王静成表示，“分级诊疗的有些问题不是医院院长坐下讨论就能够解决的，涉及到很多系统工程，包括支付体系、基层人才培养等。”
把分级诊疗纳入法律层面，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11月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副司长赵宁透露，在即将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当中，会用法律手段把分级诊疗规定下来。
把时间还给医生做领头羊
真正的分级诊疗应该达到：大医院医生可以拒绝普通病、常见病，专心攻克疑难杂症。南京同仁医院院长于振坤举例，“在美国，我的一位家属大便出血，我就给美国专门研究大肠癌的专家打电话预约就诊。那位专家的秘书说，如果患者不是大肠癌，是不可以挂号预约的。”
“这就是分级诊疗。”于振坤强调，像北京同仁医院有的医生一天最高能做126台白内障手术，大约平均是2分钟一台，“这么简单的手术还需要在同仁医院做吗”？
于振坤指出，目前中国的医保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阶段。中国医生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促进医疗发展。如果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天天看感冒，肯定做不了领头羊。
大医院要考虑如何不被搞垮
“将来如果国内医改非常成功，分级诊疗秩序得以建立，院长要考虑医院过度建设的话，将来如何支撑，如何保证门诊病源。”广东省东莞台心医院院长许宏基提醒到。
许宏基之所以这样提醒，是源于台湾的经验教训。他称，事实上，台湾在分级诊疗方面做的很失败。虽然在台湾，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挂号费分别是20元、50元、100元，但由于有覆盖全民的建保系统，患者最终个人支付的挂号费并无多大区别。所以，“台大医院每天都在看病情较轻的患者，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许宏基说，每一个大医院要看大量的患者，还有什么时间来做研究。
许宏基还提醒到，台湾健保建立10多年后，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健保以前，台湾有900多家医院，而现在剩下不到400家，也就是说中小型的、绩效不是特别好的医院都倒闭了。“目前台湾有1万多家诊所，而台湾只有2300多万的人口。台湾9成的疾病都是在诊所解决。因为台湾民众没有钱，没钱的时候就会斤斤计较。中国大陆的院长还要考虑到这点。”
另外，许宏基指出，如果大陆的医保制度将来发生改变，整个市场生态会跟着变化。“如果大陆用了总额预付，就把医院框定了。对于国内12000张床位的大医院，需要想想将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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