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频繁曝光的“医闹”事件乃至“杀医”案件，将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给社会。凤凰网近期拍摄的纪录片《医》，正是媒体和舆论对这一社会焦点问题的回应。
将当下尖锐的医患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结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它已经导致了一些错误粗暴的处理方式。例如，许多地方试图通过制定更严苛的地方法规或向医院派驻更多荷枪实弹的警力，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下策。而且，即便仅仅治标，也会因为蕴含难以预料的重大的潜在副作用而事倍功半。
因此，我们必须将医患纠纷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用更复杂的眼光去审视。惟有如此，方能从长计议，长短结合，从根本上治理这一社会顽症。
应该说，每一起具体的医患纠纷例子——特别是那些升级为暴力冲突的案子——都有其特殊的诱发原因和发展逻辑。不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下三重背景是当前绝大多数暴力医患纠纷的根源。
首先，是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而这种紧缺又因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断等级的医疗机构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而雪上加霜。
这一点，只要是去大城市三甲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有最直观的感受。有句俗话说出了其中的无奈和苦楚：“去医院看个病，排队3小时，医生诊断3分钟。”这还仅仅是最普通的门诊，要是涉及到复杂的检查乃至手术等，则情况经常是令人绝望。有时，在北京、上海的知名医院里弄到一张手术床位，可能比出趟国更困难。所以另一句有关上医院看病的话是这么说的：一到了医院，原来没病的都会生出病来。
有美国医疗工作者做过统计，一个中国医生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一个美国医生的4倍。我有个医生朋友，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泌尿科负责人，他告诉我说，他最忙的一天一共做了7个手术，连续17个小时在手术台上！在这样疲于奔命的紧张情形下，要求医务工作者每时每刻都保持一个好心情，始终耐心和蔼地对待患者，不表露出一丝一毫的焦虑和不耐烦，是天方夜谭，基本不发生言语冲突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病人的性格脾性也是各有不同，若向商店里售货员的态度那样对待所有病人，恐怕医院就不能完成那么大的诊治量。
其次，是现行医疗制度的不合理。
在目前的中国，医院向学校、媒体、科研院所、演出机构一样，属于国有事业单位，除了少数民营医院外，中国的医疗体系属于国家高度行政垄断性质。这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和扭曲，我们且不说这种制度制约了民间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以推动医疗产业发展（这是解决上面提到的医疗资源紧缺的根本之道），就拿患者最有意见、也最容易引发暴力医患矛盾的医疗事故鉴定这一项来说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国家认可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医院是分开的，可以避免“自己鉴定自己”的窘境，然而仔细推敲下去，你就会发现，医院和所谓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同属于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说到底，它们还是一家人。更何况，在同一个体系内，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经常相互调动，因而，医院里的院长、医生与鉴定机构的负责人、鉴定技师往往就是同一拨人，甚至是熟知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让与医院有纠纷的患者相信鉴定机构的客观中立和权威？
最后，是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分不开的。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这样一篇短文很难详述，但具体到医患矛盾问题，客观地说，医患两方面的问题时同时存在的。一方面，与历史上那些“未行医前先学做人”、将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的优秀良医传统相比，现代中国医务界受到钱权侵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的医生朋友们经常向我这个媒体人抱怨社会舆论对他们存在着多么大的偏见，甚至各种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观点，即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有职业道德的好人，我甚至认为，目前中国医务界的整体道德水准是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准的，至少是大大高于中国官场道德水准的。然而，我同时也毫不客气地回答他们：去年发生在陕西的“卖婴案”也不是谁故意编造出来诋毁医生的谎言。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很多医生朋友告诉我，他们做人是有原则的，打心底里不愿意接受病人的红包；少数性格清高的医生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人格侮辱。但是，他们最后大多还是收下了病人的红包，主要不是因为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是无法拒绝患者家属的殷切期待。“尽管不管收不收红包我都会一样仅尽心尽责，不会有任何差别，但我很清楚，如果我收下一个病人家属的红包，他心里会顿时放心很多。所以我即使要拒绝，也是先收下，等做完了手术再想办法退回去。”这就是一个全社会的诚信问题，人与人之间失去了那种信任感，导致一切都沦为等价交易。在这样的前提下，稍有什么不顺意的情况发生，原本就不存在丝毫信任感的医患双方的矛盾便一触即发……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讨论实在很多，我并不试图开出什么药到病除的药方来，而仅仅是想在这里仅仅是想要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多元的视角。我认为，只有对问题认识清楚，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走向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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