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当英国人科龄创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所医院将在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协和的成长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协和的历史，亦是一幅20世纪上半叶西医东渐的长轴画卷。
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以西方为标尺，晚清的严复、杨度、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鼓舞民众，奋起赶超。然而，国家积贫积弱，倍受欺凌，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的心头。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富强是头等大事，而文明只能缓行一步。救亡的需求极为迫切，如何开启民智，丰富民族心灵，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更多的是器物、技术、秩序和逐利精神，而不是权利、自由、法治和民主传统。
令人扼腕的是，在近代中国百年的迷茫中，传统文化不幸成为“替罪羊”。
“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文化落后，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需要为今日中国的问题埋单。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客观冷静的研究不敌轰轰烈烈的运动，旧世界打碎了，新体系却不知在何方。反复折腾了几次，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被悉数摧毁。《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教授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主动斩断了自己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今日中国巨大的价值真空。
平心而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奋斗，中国已是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我们物质丰富了，精神却迷茫了；财富迅速积累，人们却并不感到幸福；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但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却仍然高涨；法律和规范日益完备，但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却有增无减。文化是国家的巧实力（smart power），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文化的感召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危机关乎民族的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著名的“亡国”与“忘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价值符号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亡国”不过是改朝易代，但中国文明尚在，社会根基尚在；而一旦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仁义无法发扬，人民纷争不断，即为“天下”将亡。
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断头流血，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为民族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利。然而，若起顾炎武老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会感慨，今日中国无亡国之忧，却出现了“亡天下”的危机。这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但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重建的任务是何其艰巨。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民族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一旦切断了自己的根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何重建承续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怎样塑造心灵丰富、克己守礼、知行合一、精诚专注的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孜孜努力。
为什么是协和
西医输入中国其实很早，源头可上溯至汉代。汉朝与罗马帝国经西亚地区的交流中，就有欧洲药物流入中国。《医方类聚》所引《五藏论》中提到的“底野迦”，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鸦片制剂。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还是16世纪之后的事。明朝末年以来，梵蒂冈相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包括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诸人，均通过行医为传教服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门户洞开，欧风美雨笼罩九州，西方医学输入日趋活跃。
协和医学堂创办于1906年，其前身是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正位于今天的东单大街附近。1906年在中国历史上颇具研究价值。西方科学和东方传统激烈地碰撞，让这一年显得格外特别。很多重大事件发端和变革萌芽于此时。在这一年，日本奉还奉新铁路；清政府宣布立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出生；孙中山首次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和中国前途的演讲。在这一年，已然认识到现代医学的强大力量和勃勃生命力的中国学术界，成立了以研究“中西医术”为宗旨的上海医务会。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要在东方古都北京建造“亚洲最好的医学院”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代表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人要用科学改变这个古老国度，强迫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走入现代社会。
老洛克菲勒是一位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石油巨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坚信，作为上帝的优秀子民，个人发家致富后，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财富捐献出来，帮助他人，并增进全社会的福祉，这才符合信教的教义。
同时，美国的民族气质也为协和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版图快速扩张，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空前繁荣，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封闭落后、缺少活力、亟待振兴的古老大国。有鉴于此，美国医学界的一批顶尖人物，立志要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他们中有的人是被中国神秘的“东方之美”所吸引，有的是受宗教热忱的感召，还有的则是在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当时，在西方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此，洛氏基金会和美国知识界精英对改造古老中国抱有极大热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协和的秘密
当年西医在中国传播的阵地很多，但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却是最高的，问世之初即执医界牛耳，其声名至今不坠，原因又何在?
一是雄厚的财力支持，二是彻底的科学精神。先说说财力支持。自协和筹建至1951年被收归国有，洛氏基金会共计投入了446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至今仍是该基金会单个项目之最，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当年的446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让我们来做个计算：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美元和黄金挂钩，以1937年为例，当时1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而如今1盎司黄金却值1600美元。按这一比例估算，三十年间协和获得了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的经费。若再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资助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可见，协和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美国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很多势单力孤的教会组织不能望其项背的。同时期在中国各地兴办了很多教会医院，但都无法达到协和的高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样巨大的支持下，协和可以按最高标准购置硬件设备，引进最优秀的教职人员，其水准不仅在亚洲遥遥领先，即使放在美国本土，与约翰·霍普金斯等名牌学府相比也不遑多让。
科学精神是另一个重要话题。平心而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科学医学”体系得以建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诸贤就主张周密地观察世界，用数学来描述运动，用逻辑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联，用实验来证实或推翻理论，这些都成为西方科学的代表思想，也是近代西医学高歌猛进的源泉。
然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与小国林立的古希腊不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建立起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帝国。此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种政治上的“早熟”，反过来限制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曾是诗文鼎盛、教化昌明、艺术修养极高的民族。但五千年来，治国安邦的巨大需求始终是第一要务，中国思想资源的重心始终在伦理和政治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关注甚少。这就造成古代中国虽有技术，但无科学;虽能修建万里长城，却不知微积分为何物;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却从未出过一个牛顿。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中国一直领跑世界，但却在近代一落千丈，沦为西方的模仿者和追赶者。
协和没有传统的包袱。作为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先行者，协和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研究风气。更重要的是，当年的协和人树立了超越功利目标、为科学而科学的献身精神。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无论是放弃校长职务、回归实验室的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还是专注研究、对实验一丝不苟的刘士豪;无论是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仍不忘教学的林可胜，还是抱病工作、不幸殉职的“北京人”发现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协和先贤们用实际行动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两相对照，我们必须承认，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学精神仍未普及，国人的科学素养仍有待提高。也可以说，只有补上这一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科学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我们理应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掩卷而思，早年协和的兴衰起伏，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较量、交流、融合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当下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圣经《创世纪》（Genesis）第十一章有一段记述，说的是在洪水以后，人类想在一个叫巴别的地方建造一座通天塔。最初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顺畅，齐心协力，工程进度很快。上帝发现了人类的企图，担心人类真的将塔修到天庭，危及上帝的权威，就搞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大家听不懂彼此的话，最终工地上的人们四分五裂，巴别塔也成了“烂尾楼”，轰然倒塌。这个故事强调了上帝的尊严，警告了人类的骄傲，而深意是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实现有效沟通，需克服巨大的障碍。
“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自己认为的好东西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上帝福音必须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和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截然不同。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互相学习和交流。因此，较之强调对抗和征服的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儒家“恕道”，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尽管这非常困难，但并不等于毫无可能。当年，先进的京施医院起来了，传统的火神庙消失了;人们不再对神灵祈祷，却转向新的神坻——科学索求福祉；中国人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虚妄骄傲，但也不再将西方人看作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只有理解那个年代，才能理解协和的来之不易。
慎终追远，以史鉴今，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孕育的时代精品，协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未来是敞开的，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参考纳什（John Forbes Nash）的论证，只要不同的个体（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互相交往，在有限的策略选择中，最终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即任何个体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动增加自己的利益(纳什均衡)。是以故，在今天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东西方仍然需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才能避免零和游戏，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未来。
对当代中国来说，既要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更要专注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硬”，才能为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应忘记，中国文化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我们的祖先曾反复强调，“仁者赞天地之化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值得尊敬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外”。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成员，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也不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敌，任何外在的个体都是“化”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有了这样的胸怀，我们将为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一扇新的门户。
我们当然不再追求“万国来朝”的虚名，但如果不能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缺陷和错误，如果不能改造三百年来主宰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如果不能再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那我们充其量只能像近代日本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且是严重偏科的优等生。
因此，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协和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浓缩了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纪。作为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协和承载的时代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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