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12财年,澳卫生总费用为1402亿澳元,占GDP9.5%,比2011财年提高0.1个百分点;人均5881澳元,比2011年增长1.5个百分点。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筹资69.7%(其中联邦政府占42.4%,州政府占27.3%),个人筹资18.2%、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筹资8%,其他非政府组织筹资4.1%。政府的支出主要用于公立医院提供的住院、治疗等费用、私人保险补助、全科医生的诊疗费、药品福利计划补助支出。上述数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医疗卫生事业虽然是政府主导,但也调动了市场资源,利用了市场机制。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但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仍很突出,这与我国私人医疗服务不发达,竞争不充分有很大关系。澳大利亚与我国国情不同,但其私人医疗服务体系的理念、运作模式、制度安排及管理方式却值得我们借鉴。


澳大利亚私人医疗服务体系值得我国借鉴

 

第一,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步伐,构建有效的服务体系。应当尽快明确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逐步改变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以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充分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保障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加大医药分业力度,破除以药养医机制的同时,深化人事、用工、分配、管理等各项改革,允许公立医院医生在完成任务后到民营医疗机构从业。

 

第二,开放医疗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2013年,我国每10万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206人、注册护士数205人,远低于澳大利亚的水平。而且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医院,以致这些医院超负荷的运转。如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医患者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患者日均7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看病中心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总量短缺、结构失衡的典型症状。因此,开放医疗市场,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建立竞争机制,增加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改变公立医院包打天下的局面是当务之急。在具体做法上,一是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精神,降低民营资本开办医院的准入条件;二是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赢利性医院,引进国外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理念和方案,提高医院管理水平;三是引导社会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稀缺领域,大力发展中医医疗机构、康复医院、护理院、口腔疾病、老年病和慢性病诊疗等医疗机构。同时,改善社会民营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执业环境,在税收、价格、学科建设方面为民营医疗机构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平等的条件。

 

第三,发展全科医生,大力推进分级诊疗。根据澳经验,全科医生承担着初级诊疗活动,即在全民医保制度的支持下,居民必须首先找全科医生治疗,经其转诊才能到专科医生处就诊,全科医生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基础性分级医疗的枢纽作用。因此,在我国医改过程中,一方面应尽快完善并改进全科医学建设,大力培养全科医生人才,实现基层卫生机构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另一方面,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机制,综合运用医疗、医保、价格等手段引导患者到社区医院首诊就医,社区医院无法医治患者时才向大型医院分流。如除急诊外,没有社区医院转诊推荐信的,二级、三级医院不受理,基本医疗保险也不予报销。

 

第四,提高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我国新医改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医疗保险的投入力度,但总体来看,保障水平比较低、个人自付比例高、保障项目有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仍然没解决。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无不与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上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据统计,201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仅为4.98%,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5%的最低要求,更远低于澳大利亚20129.5%的水平。2013年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分别占30.1%36.0%33.9%。其中政府投入远低于澳大利亚的 69.7%,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远高于澳大利亚的18.2%。因此,政府应把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作为建设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加大投入力度,使卫生费用支出增长的比例高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以保证在现有覆盖面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同时,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还应制定个人负担的上限而不是报销上限,切实降低个人的负担比例。

 

第五,坚持基本保障,同时鼓励高收入阶层利用商业保险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澳大利亚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水平高,但在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基础上,还有发达的私人医疗保险,不能不说是政府鼓励的结果。一个退税补贴政策既让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的人享受到了实惠,也节约了公共卫生资源。而在我国,人们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期望持续高涨,政府则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引入商业保险,既非新的筹资机制,亦未更多调动各方资源,商业健康保险并未得到预期中的发展,反而对正常的法定医疗保险造成了冲击。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同时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利用退税等措施激励高收入群体选择商业健康保险,这将是一举三得的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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