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注重农耕文化和儒释道义，因此也约束着医者的行为。
古代的医闹与庸医都很奇葩
虽然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然而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医术，好的医术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最根本措施。古人看病遵循“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观点，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
《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六种人不接诊：
第一种人“骄恣不论于理”。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大家可以翻开中学语文课本回顾一下《扁鹊见蔡桓公》，傲娇的蔡桓公病入膏肓快要死的时候派人去请扁鹊，扁鹊却跑了，为啥？不跑，一代名医可能就此呜呼哀哉了。二是“轻身重财”，太爱钱，铜板看得比小命还重要。三是“衣食不能适”，太讲究吃穿、过于挑剔，对医生更是如此。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属于本来就治不好的，千万别逞能硬治。五是“形羸不能服药”，整个人瘦弱得跟纸片一样，连药都不能吃，是药三分毒，保不齐反倒被药毒死了。六是“信巫不信医”，本来就不相信医生，只相信巫术，病治好了以为是鬼神保佑，治不好责任肯定全推到医生上。
“六不治”明确的指出了哪六种人最容易成为医闹，让医生都提防着点，碰到这六种人，学习扁鹊“望而还走”吧。
有医闹，也有庸医。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曹某诊断。仆人家境贫寒，素来讨厌姓曹的医生，于是欺骗曹某说小姐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曹某到病人床前，隔着帘子号脉，还给老先生道喜。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有喜”。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结果，曹某被狂揍了一顿不说，还被灌了粪水，真可谓“满嘴喷粪”。曹某“跪泣求免”，仍被剃光了胡子，最后脸上被用粉笔画了一通，才被放走。曹某从此声名扫地，也没人找他看病了。
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清周亮工在其《书影》一书中曾批评这种现象：“不以病试医……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笑林广记》载有一则坑医生的笑话：一人家穷，拉肚子，对医生说我没钱，你帮我治好，我请你吃饭，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医生同意了，给他开药，吃完，好了，想赖账，对医生说我还是拉肚子。按说这事就赖过去了，谁知道这个医生较真，专门等他上厕所的时候过去，看到他拉的都是干粪，怒不可遏地指着他说：“撒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
唐宋开始依法处理医患纠纷
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
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
元朝的法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做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而到了明朝，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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