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资源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就医的患者增加，医疗资源势必就会紧张，反之医疗资源就会宽松，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其实就是慢病防控医用工程最切实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实现起来却非常困难。
在8月15日召开的2014中国卫生论坛慢病防控圆桌会议上，来自中法两国的官员、专家一致认为，虽然近年来两国乃至世界的慢病防控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但总体上来说，慢病防控依然还是世界性难题。
现状：慢病已成我国医疗资源和公众健康的“超级杀手”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监察专员常继乐在主题为《中国慢病防治现状与未来》的演讲中指出，无论如何提升医疗体系和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医疗永远都会落后于疾病的发生，故而，慢病防控就成为了缓解各种“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措施。
以美国为例，冠心病在美国是位列第一的致死病因，而心脏病的五大高危因素包括吸烟、血脂异常、高血压、超重、血糖异常。在1971—1975年，95.6%的美国人存在这五大高危因素，经过慢病防控，这一数据在1995年控制到了89.6%，2008年这个数据则控制到了69%，如按照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预防花费仅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来计算，心脏病的有效预防为全美节省了近30%的医疗资金投入。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慢性病防治占我国医疗费用的80%，在今后10年中，我国因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将产生55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5年我国慢性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根据统计，2011年全国医药卫生费用规模达到24000亿元，较2010年净增4000亿元，即医药卫生费用20%的年增长速度未来或仍将持续。
今后，慢性病仍将占用我国预防疾病的大量医疗资源，慢性病总体防控效果的提升，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心血管病为例，按照世行的报告，如果中国每年能将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所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就相当于2010年中国实际GDP的68%，超过10.7万亿美元。
在发言中，常继乐向与会观众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于2014年5月发布的中国与部分国家常见死因死亡率（1/10万）的比较数据：
中国脑血管疾病死亡率（153.61）在所列国家中最高，比欧美国家高4-5倍（24.62-34.76），比日本高3.5倍（33.91）。
中国恶性肿瘤死亡水平（143.55）接近美国（130.74）、英国（140.03）、法国（146.66），高于日本（113.76）、澳大利亚（119.52）、印度（70.25）和泰国（104.62）。
中国心脏病死亡率水平（139.06）低于印度（187.05），接近美国（135.67），明显高于英国（98.22）、日本（64.50）、法国（89.27）、澳大利亚（86.84）和泰国（118.84）。
中国糖尿病死亡率（14.81）低于印度（25.39）和泰国（26.05），接近美国（14.74）和澳大利亚（10.78），远远低于日本（4.32）、英国（4.94）、法国（8.8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慢性病正成为我国医疗资源和公众健康的“超级杀手”。
虽然从上述数据看法国的慢性病情况比中国好上很多，但法国国家预防和健康教育研究所科学主任Jean-Claude Desenclos在发言中表示，慢性疾病对法国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法国有20%的人口患有慢性疾病，法国健康保险机构登记有1080万慢性疾病患者。每年有16万人死于癌症（占30%），并有35万的新病例产生；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占死亡人数的26%；糖尿病患者占总人口的4.6%；儿童中有9%的人患哮喘，成人中则有6%的人患哮喘；大约8%的成人曾经发作过严重的抑郁症；80万至100万的人口患痴呆症；成人中有49.3的人过重（16.9%为肥胖者），而儿童中有17.8%的人口超重（3.5%为肥胖者）。
慢病患者的增加也导致医疗服务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在过去五年，中国门诊量增加了50%，住院量增加了一倍，门诊的病人已经由2008年的四五十亿人次增加到七十亿人次，住院患者从7000万增加到1.5亿至1.6亿。这些疾病如脑卒中、癌症、冠心病要求的医疗技术和条件，所带来的技术层面的要求，也给卫生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为慢性疾病的诊治是基层卫生机构无法满足的，甚至一般的基层医院都无法诊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看病难”的矛盾——基层医院看不好病、大型综合医院看不上病，如果做好慢病防控工作，这些问题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成绩：慢病防控20年从卫生部单兵作战到多部委齐头并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王临虹在慢病防控圆桌会议上指出，我国慢性病防治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慢性病防治还以大医院临床治疗为主。直到1994年，我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设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处，标志着我国慢性病防治被纳入政府工作。
200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内设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促进了全国各地CDC系统慢性病科的建设。除CDC系统以外，我国先后成立了肿瘤、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研究中心以及各级医疗机构，构成了我国重要的慢性病防治网络。
随着慢病防控形势不断严峻，公众和政府其他部门对慢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和慢病相关其他政府部门也更多地出台了有利于慢病防控的公共卫生政策。慢病防控也得以从一个单部门单打独斗慢慢衍生成多部门合作的局面，尤其是在多部门合作过程中，并不是卫生部门的其他部门对于慢病防控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多个政府部门出台了慢病防控相关的政策法规，例如《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健康中国2020》、《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关于调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等。
以上这些与防控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规划和政策法规，对防治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在慢性病调查与监测方面，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营养调查、三次全国性的高血压调查、两次糖尿病调查、一次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三次全国以癌症为重点的死因回顾调查、四次全国人群烟草调查等，为确定防治策略与措施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支持。
在慢性病人群防治方面，我国早期先后开展了1969年的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社区人群心脑血管病防治，1986年的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1997年的社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示范点项目等，这些均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综合防治策略、适宜技术、人才培养和运行机制做出了积极贡献，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近10余年来，在国家层面上组织开展的慢性病防治实践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例如以主要慢性病为主题的防治实践——《中国糖尿病管理模式探索项目》（2003－2008）在全国7个城市的15个社区开展，共覆盖人口40余万，管理糖尿病患者5000多例，探讨以社区糖尿病早发现和规范化管理为目的的社区-医院一体化糖尿病管理模式。
再如以主要慢性病中间危险因素为主题的防治实践——《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目》（2005－）在全国20个地区的18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为我国由点及面推广高血压防治指南、开展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做了有益探索。
再如以主要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为主题的防治实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07－2015）旨在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能力，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支持性环境。
困难：地方政府扶持、资金人员投入仍不足公众习惯难改变
尽管中国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常继乐认为，中国慢病防控整体形式依然严峻，需要我们不断总结试点经验，并向其他国家学习，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常继乐表示，目前我国慢性病防控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在地方层面，仍有很多地区的卫生系统尚未或较少开展慢性病防控工作。
2、虽然近10年来政府常规投入有所增加，但仍显不足，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入。此外，我国慢性病防治人员的数量均显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医疗机构中，而且现有人员的慢性病防治能力也显不足，目前的能力培训难以满足需要。
3、虽然我国在慢病防控上颁布了各项法规和指南，但遗憾的是无论是规划、政策法规，还是专业指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推广实施状况还不尽人意。
4、我国慢性病相关监测对死亡监测相对开展较好，而对发病监测和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明显不足。
5、我国慢性病防治实践多以“病”为出发点，相比之下，从疾病的远端因素入手，对烟草、膳食和体力活动等明确危险因素开展干预相对不足。开展健康教育的场所还是以医疗机构为主，近年来在社区和各类学校虽略有加强，但是与各类工作场所一起仍相对不足。
6、慢病防控形式上以各类宣传日主题活动、讲座和医务人员对就诊患者进行宣教咨询为主，而对大众媒体的利用不尽人意；讲解内容上仍是“病”多于“生活方式”。受场所、形式和内容的限制，健康教育的受众一直以患者、老年人为主，对尚未罹患慢性病者、儿童青少年和劳动力人口覆盖面不够。
即使未来发展之路困难重重，但卫计委及相关部委和慢病防控人士依然抱有极大的信心，据常继乐介绍，卫计委针对慢病防控制定了还制定了一下计划：
“1.2.3目标”，即1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2早（早诊断、早治疗）；3降（降低发病、降低病死、降低病残）。
“3.3.3措施”，即面向三个人群（一般人群、高危人群、病患人群）、关注三个环节（控制危险因素、早诊早治、规范化管理）、运用三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
“4.4.4重点”，呼吁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和公众关注四种重点慢性病（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四种主要生物指标（血压升高、血糖升高、血脂一场、超重/肥胖）、四种主要行为危险因素（烟草使用、不合理善事、身体活动不足、有害性饮酒）。
常继乐表示，通过综合慢性防控策略，慢性病是可防可治的，只要导致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控制的好，至少可以预防80%的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以及超过40%的恶性肿瘤，对于日益紧张的医疗资源来说，这无疑是缓解医疗资源匮乏的治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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