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MDT（多学科协作）最好的时代，“强调质量、安全、有效、及时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是医疗持续改进的原动力；这是MDT最坏的时代，中国公立医院各科室间利益纠葛让这一切仿佛难以推进。不过，即使道路再崎岖，MDT也必将成为本世纪乃至更久远的医学治疗模式。
日前，健康界在北京和睦家启望肿瘤中心见到了来此参观的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张玉蛟。当谈及MDT时张玉蛟坦言，美国所有医生都要参与MDT，并且这种形式已经约定俗成，中国的医疗机构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医生不懂MDT通不过医学考试
“我们中心有多少名医生，就有多少人参加MDT，这是毫无疑问的。”张玉蛟告诉健康界，在美国的医疗机构，MDT是一种无形的合作模式，因为大家在心中都认可的是，只有MDT才能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效果。“美国的医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如果想要提供最好的治疗，就要进行多重合作，不愿意参与MDT的话，就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医生。”张玉蛟说，美国任何医生学科的考试，MDT都是考题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医生不懂的话，根本拿不到这个专科的执照。
MDT在美国如此普及，是否有医院协会或是医生协会等组织对MDT进行管理呢？张玉蛟告诉健康界，美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医师协会，但是美国有肿瘤放疗协会、外科肿瘤协会、肿瘤内科协会等学科协会，来对MDT进行规范。
在美国MDT究竟谁说了算？
几个科室的医生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如何进行决策？张玉蛟说，在美国，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科室主任，他就可以独自对一名肿瘤患者的治疗方式进行决定，任何医生都可以质疑其他人的想法，比如提出有哪些权威杂志上的文章具体描述过这个案例、哪些数据可以支持这个做法。“美国医学有三种证据，一是大数据的，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二是二期的临床研究；最后一项才是专家的意见，这也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张玉蛟说。
张玉蛟举例说，比如一名食道癌患者，我们常规的方法是手术治疗，并在术前进行放化疗，放化疗之后需不需要做手术，就要听取外科医生的意见，如果外科医生认为这个病人虽然可以手术，但患者的手术承受能力有限，就需要召集内科、外科、放疗科等相关科室医生在MDT会议上进行讨论，一般会讨论出几个选项，并分析各自优缺点，随之确定下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是：放化疗之后如果没有发现肿瘤残留，就继续观察，一旦发现肿瘤残留，就要通过手术进行切除，所有与食道癌相关的科室医生如果在院内的话，都要参加这个会议。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再民主的多方协商，也需要有个最终“拍板”的人。当协商出现争议的时候，谁是那个做决定的人呢？张玉蛟说，在美国，治疗医生享有病人治疗方式的决定权，并且这名医生要与患者进行讨论，将MDT讨论的结果以及各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明确告知病人，然后与病人一起来决定采用哪种治疗方式。事实上，尽管治疗医生有权利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治疗医生也要承担道义上、经济上和法律上的重要责任。
中国的MDT之路还很长
近年来，中国各医院都在推行MDT。当遇到棘手问题时，就请其他科室同仁过来会诊，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MDT。在我国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跨团队的MDT是固定的学科、一定的人员、围绕一个疾病的诊疗过程，从一开始就进入MDT，是相对固定的学科讨论的模式，也这是病人最需要的模式。
张玉蛟认为，MDT的理念应该普及到每一家医院，但是在现阶段，中国显然还做不到，而且道路漫长。“中国的医生并不是不了解MDT，只是依然不愿意积极去参与讨论，因为这其中存在各科室利益问题，谁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病人送到别的科室去，或是让别人影响到自己的决定权。”张玉蛟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通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正在逐步理顺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并且在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别人用10年时间做好的事，或许中国人用2年就做到的。比如，和睦家作为一家民营医院，能够在环境如此复杂的中国医疗市场中成功发展，现在又成立了启望肿瘤中心并成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国际部，双方对于MDT理念的理解和执行与美国基本同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引领和推动中国MDT的发展，我也对中国医疗机构MDT的建设充满信心。”张玉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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