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数次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家庭医疗支出和负担。1978年至1984年是医疗卫生改革的第一个阶段,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影响到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985年至2002年是医改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核心是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放权让利”,增加医疗机构的效率和活力。然而,由于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并产生了“供给者诱导需求”的问题,增加了看病者的医疗支出,“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出现;

同时,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从过去90%的覆盖率急速降至5%,导致了我国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突出。2003SARS的大规模爆发暴露了我国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的弊端,并开始强化政府责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我国卫生总费用及人均卫生费用在过去三十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家庭医疗支出与负担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受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家庭医疗支出和负担现状、差异与不平等状况如何?


中国家庭医疗负担到底有多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和2012年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使用家庭人均医疗支出和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家庭医疗支出和负担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187元,中位数为333元。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0%,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

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地区差异明显:上海的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较高,是全国水平的2倍左右,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较低,医疗负担较轻;甘肃和河南两地的医疗保健支出较低,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增多,但医疗负担减轻。

2012年全国全年有9.0%的人住院,住院总费用均值为9,092元,相当于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纯收入的50%左右。住院费用的自付比例为67.1%

住院费用的地区差异明显:上海和广东的住院费用最高,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和1.5倍,甘肃的住院费用最低,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自付比例最低,甘肃和河南较高。2012年住院费用比2010年提高6%,住院费用的自付比例比2010年低了7%

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人们的医疗消费能力更强;同时,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更低,医疗负担更轻。我国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然而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家庭医疗支出与负担影响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费用较高;高收入家庭有更低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高收入家庭的住院费用最高,然而自付费用却与其他收入组持平,说明高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医疗补贴。

家庭类型与家庭医疗支出和负担有密切的联系,纯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是无老年人家庭的2倍。纯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最高。此外,社会支持可以减轻由住院支出带来的家庭医疗负担。

拥有不同类型基本医疗保险的群体,其医疗支出与负担存在差异。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群体的住院费用最高,住院自付费用较少,自付部分的比例较低;无保险群体和有新农合保险的人住院费用最低,住院自付费用较高,自付比例也较高。对农村居民而言,新农合并没有降低参合者的住院自付费用,但却显著降低了参合者的住院费用自付比例。对城镇居民而言,有基本医疗保险降低了参保者住院费用的自付比例。

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并可能导致贫困。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0个百分点,家庭陷入贫困的发生比提高6.8%。住院会大大提高家庭医疗负担。家里有人住院将会使得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提高13个百分点,使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提高10个百分点。与家中无人住院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提高16个百分点,大大增加了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医疗负担过重的家庭,其食品、文化教育、日常用品及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将会大大缩减。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在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处在一个各种社会矛盾并存、贫富分化严重的时期。我们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处于一个有差异和不平等的时期,但正在朝着地区、城乡医疗差距减少,不同人群医疗差异缩小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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