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34岁，刚从美国回来三个月，拿着高分SCI，作为科里最杰出的的青年医生，一回国便提了副教授，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入选了各种人才计划。李教授从小就很属于品学兼优的孩子，从幼儿园得大红花，到高考考县里第一，再到博士毕业，出国留学，如今成了科室最年轻的副教授，主任最赏识的年轻一代，可谓风光无限，前途一片大好。
郑老师今年35了，是李教授的师兄，都是从小到大同年龄的精英，再到主任的得意弟子，可现状就差得远了。郑老师博士阶段结了婚，婚后又有了孩子，为了家庭，毅然没出国。待在科里，拿着与工作量完全不符的工资，顶着主治的头衔，干着教授的活，偶尔还要客串博士和低年资主治的工作。
郑老师的水平是有目共睹的，临床和手术经验相当丰富，也乐于指导下面的学生，只要不算太大的手术，郑老师主刀独当一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科里的小辈们打心里佩服。李教授回来后已经单独带组，出国前也在科里待了三四年，现在很久不在临床一线了，多少有些生疏，虽说主任手把手带着教，但还是免不了有些纰漏，多多少少也挨了不少训。偶尔搞不定的手术，怕被主任训，都是求助于曾经的大师兄郑老师。和病人的沟通上，也远不如郑老师那般有经验，更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主任最爱批评的是李教授，最爱表扬的也是李教授。大伙一方面佩服郑老师的水平，一方面羡慕李教授的课题。
曾经的师弟机灵而有活力，如今靠科研上了另一个层次了，而曾经的师兄依然踏实，待遇和地位却没有随着临床水平与日俱增，更多的收获了病人的认可。两个人的方向变了而已，得到的和失去的，就目前而言还是难以定论的。但大家心里明白一个事实，临床只要肯学，外带不太傻，待时间长了，动手多了，水平自然就上去了，而科研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想有点成就的，都得出国学习，毕竟国外学术氛围比国内好的太多，科研水平和态度更是让国内仰望，一篇高质量的英文SCI就好比后宫里的妃子生了一个孩子，总会让人底气十足有面子。职称的评选很多时候就是一场政治，文章才是登上这个舞台的资本。
国内科研还是基础的强一些，不过他们大多做着大众根本无法碰触的事情，简单一点说，与实际应用距离太遥远，不够接地气，或者说很少具备实用价值，大多是自娱自乐，外加刷一些影响因子。而临床的科研状况就更加惨不忍睹了，有的科室是几乎没有科研的，因为大老板没课题，所以全科室都陷入没文章的窘境，非教学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更是不敢奢望课题文章。找人代写文章，数据造假，随意编造，实属家常便饭。在这个以科研课题和文章为王的年代，当医生看病再有经验，手术做的再好，那你也得安安分分待着，干着苦累活。眼睁睁看着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科研上大放异彩的同行如鱼得水。
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形态，形势与政策时刻鼓励人们理解潜规则，做着投机的事。看《窃听风云3》里面周迅说，地不是用来卖的，而是用来种的。同样，我们应该明白，医生终究是一个服务性行业，而医生的核心价值是能靠自己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的折磨。种地也好，治病也罢，每件事物和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合适的定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算合格。
迫于压力，被大的浪潮绑架着，大家都在为并不一定热爱的事情花费精力，只为追求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不断被更广泛的认可。追求卓越是无可厚非的，也是自身进步的必需，但我想卓越的定义肯定不应该是握着几个课题，发了多少文章，取得了什么职称，而是做了多少医生该做的事，以治病救人为最高准则的事。无奈的是现状如此，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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