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的故事
人民中路318号广州市儿童医院大院里，矗立着一座中西合璧的老建筑。大楼的位置就在医院的正中央。然而，尽管大院日复一日的人来人往，却很少有人留意到这座建筑的恢弘大气：红墙绿瓦，古色古香，结构庄重而精致，恍有殿堂之质感，复似院校之书卷气。但话说回来，这座楼房的布局还着实有些奇怪：儿童医院的门户本是朝西向着人民中路，而这座老房子竟坐北朝南。其中的渊源，还得从它的身世一一道来。
古楼无人识 曾是洋医济世所
在成为儿童医院以前，这座楼房已然几易其主。房屋最早的主人，是美国医生达保罗。达保罗从20世纪初来穗行医数十年，颇有令名。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患者贫富一视同仁，甚或私解钱囊周济穷人。因达保罗善守隐私，故不少患者无论病情心事，均以诚相告。对于时务，达保罗也多有涉足。民国初年，达氏就曾为广东政府捐赠六千军饷。抗战期间，他还亲领医护人员赴上海前线救治伤兵。
达保罗对广州西医事业发展，也有不可抹煞的功劳。达保罗在穗期间，常常资助青年医生留学。1909年，他与江孔殷、钟宰荃、梁恪宸、潘佩如等人筹办广东公医学堂，是中山医学院的前身之一。学堂附设公医院，达保罗任院长。1928年，达保罗去职，偕眷属于惠福路妇幼医院设达保罗医务所。1933年医院迁至官禄路(今观绿路)30号，更名为达保罗医院。
由于医院为员工提供丰厚收入，达保罗本人医术亦名声远播，因而业务蒸蒸日上。当时慕名求诊之人，以达官贵人居多。医院也常有讨教医术的拜访者，时人谓之“其门若市”。不久抗战爆发，广州沦陷。达保罗夫妇因是外侨，坚持留守，医院也免遭轰炸和骚扰而得以保全。但好景不长，1940年达保罗去世，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政权将大楼列作敌产，医院被迫歇业，改成伪广东省政府卫生处。达妻也沦为俘虏，囚于日营。抗战胜利后，医院先被接收为广东省政府卫生处，后交由达保罗养女达瑶辉复业，但因经营不善，医院难复旧观。解放后，物业为市卫生部门接管。1953年广州市儿童医院正式开业，门面也从观绿路改为丰宁路(今人民中路)，遂成今貌。
匠心运奇思 红墙绿瓦双辉映
据院方透露，达保罗医院的大楼约建于1930年代。现存的红楼楼高四层，乃是当年达保罗医院后座，用作留医病房。根据当年文献叙述，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两层高的前座，作为医院门诊、药房与办公大楼。两座楼房均是三合土钢筋建筑，中有花园相隔。医院前座约在1980年代已被拆除，为现代化的门诊大楼所取代，而花园位置也恐不可考。
从后座建筑现存的规模，不难想象医院曾经的盛况：楼身以红砖砌作，庄严典雅;屋檐均由绿瓦铺成，圆瓦当上有“延年益寿”字样，滴水瓦则以花纹作饰，雍容华贵;下设斗拱构件，精巧细致;天台四周列起水刷石中式栏杆，阁楼还飞出两只琉璃瓦的龙吻兽，又有小龙擒于其上，此谓“教子飞天”，飞扬不凡。红楼的建筑特征也非一味拟古，有不少破格之处，如阁楼宋代风格的十字歇山顶就配上了西洋的老虎窗，两者相得益彰。可见设计师匠心独运，别有奇思。
医院的内室陈设也来头不小。室内楼梯采用意大利批荡，大厅地板则采用比利时的花地砖，而铜制扶手也是当年规格，气派奢华，而又耐磨经用，易于打理。大楼建成时就配置了电梯间，电梯由瑞典进口。红楼各室设备完善，均有冷热水龙头、洋瓷面盆，家具也多采用进口名贵沙发、柚木衣柜等，医疗器材均属舶来。据说国民党接收时，点算了五六天还弄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宝贝。
修旧难如旧 文保似有却还无
自从新的门诊大楼落成以后，红楼内部便为一些较小的科室和办公室占驻，主要用于行政。据儿童医院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楼宇质量仍然良好，还没有出现墙体或地面开裂等现象。然而，毕竟红楼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不少外墙构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房屋也不时出现漏水的状况。有些裸露的钢筋已经出现松脱，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显得特别危险。对此，院方暂时予以加固或拆除，以待将来进行整体翻新。
大楼的整体翻新计划，医院已经筹备多年，也征求过专家的意见。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短缺等缘故，目前还只停留在草案阶段。由于时隔多年，目前达保罗医院的图纸只有三张，而儿童医院留下的历史图片也很少，当年建材更难觅见。修旧如旧，只能停留在理想的阶段，更多时候只能凭感觉进行修缮，采取相似的建材予以弥补。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所长汤国华表示，达保罗医院与同时代的陆军总医院一样，都是代表当时典型建筑风格的佼佼者，应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然而，就红楼是否已列作或计划列作文物，仍是众说纷纭。儿童医院方面称，市文物局曾有口头承诺，将此建筑纳入文物保护，也不允许院方拆除大楼或对大楼外墙进行改动。但记者向广州市文广新局了解到，由于条件不符，这座建筑并未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线索。而规划部门现正对广州市历史建筑进行普查，这些未纳入普查线索的建筑材料，将有机会供规划部门参考。
幕后故事
探寻旧建筑也须“更上一层楼”
达保罗医院的发现，是三年前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刘伟伦在“发现广州”小组一次踩点过程中的偶遇。他在诗书路无意中窥见儿童医院的大院里，竟藏着一座大气而古雅的建筑。在狭窄的长廊里，刘伟伦举头仰望，只能看到这座庞然大物高高的墙体，而对它的顶部一无所知，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刘伟伦的好奇心告诉他，这座旧楼的身世一定不凡。由于无法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一时未再深究，却一直成了他心中的一个谜团。
今年，随着规划部门对广州历史建筑全面普查的进行，刘伟伦再次组织队员走近这座高耸的建筑。登上附近另一座建筑作为制高点,他们惊喜地发现，大楼顶部绿瓦盖顶，宛如一顶帽子，而且结构完整，工艺精致，大隐隐于市。看来探寻旧建筑，也须“更上一层楼”。
但仅仅登高望远还是不够的，要弄清楚一座老房子的身世，还得从故纸堆里刨根究底。刘伟伦和他的伙伴们从文史着手，进出诗书街的有关部门，也访问了一些街坊，渐渐查证这是达保罗医院旧址。在越来越多的调查取证下，老房子的文物价值也慢慢显露出来。
真相浮出水面，组员们的关切也变得日益强烈。但遗憾的是，这座建筑在过去为政府部门忽略了，而直到如今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文物就是遗落在河里的一块瑰宝，掩藏在冲刷而来的层层泥沙之中。时间是不等人的，文物保护就是与时间对抗的工作。但文物保护也不只是简单的发现，还需要一步步从历史的淤泥中发掘并还原真相。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并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却是必要的手段。如果没有应有的维护，再多的考究也可能终归徒劳无功。只有当制度和物质条件落实到位，重见天日的瑰宝才得免再遭遗失、掩埋、毁坏，我们也才能无愧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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