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医管局最快将于本月份挂牌成立。新医改进行到第三年，不少地方已通过成立医管局、医管中心等机构进行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探索，而在大卫生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探索路径已日渐清晰。
“公立医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生产效率，这就要求通过管办分开将经办和监管两种职能彻底划清。”国家医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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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国恩看来，对于已成立的医管机构而言，如何充分挖掘公立医院的潜力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也是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
解除医院行政负担
《21世纪》：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管办分开进行尝试。面对形式各异的探索和模式，你是如何评价?
刘国恩：管办分离首先要理解它的最终目的，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式是不是合适。
公立医院是我们国家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但其潜力并未充分挖掘出来，或者说公立医院的服务生产效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举个简单的例子：大点的公立医院实际工作的医生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七八十个病例左右，严重超负荷运行。但根据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数字，如果把全部执业医生数都算进去，其日均诊疗人次仅为七八例。近十倍的统计“误差”说明现行体制中有大量的人员处于闲置状态，致使公立医院背负着相当大的冗员负担。
与此同时，随着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老百姓的医疗需求必将进一步显著增长。如果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不能得到显著提高，那么我国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就将进一步加剧。因此，中国医改必须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中心目标就是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效率。
《21世纪》：你所说的大量医师的闲置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国恩：闲置状态并不是这些医师无事可做，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的行政岗位和行政事务占据了他们的主要精力，公立医院的行政包袱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
当然，医疗服务体系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即大病小病都扎堆大医院的就医现象。过去的公立医院行政体制将几百万中国医生队伍紧紧地束缚在一个机构里面，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广大中国医生个人的职业发展，更直接影响了医生优质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公立医院改革与其属性无关
《21世纪》：就管办分开而言，从各地方的做法看，大致可以分为大卫生体制内的分开和体制外的分开。你怎么看这两种方式?
刘国恩：我想，如果在大卫生体制内的管办分开可以做到职责、职能、利益不冲突，责权分明，那当然好。
但体制内的管办分开在制度上怎样设计才能够保证各部门的责权和利益清晰，还不相冲突，我现在闹不明白，可以等各地实践的结果再说吧。但我想，如果是在卫生部门外进行管办分开的话，职责可以划分清晰，相对独立，而且切断了监管部门与经办部门的利益联系，大家不妨去看看成都的做法，取长补短。
《21世纪》：公立医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医院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管办分开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吗?
刘国恩：成立独立的经办机构以后，如果不能把公立医院的潜力和能力充分发掘出来，那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认为，判断中国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否成功，应该以是否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准绳，这是我们国家医改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不应求决定的。
这里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其公益性，这似乎有些不明确。如果这是指国民基本医疗服务支付买单的公益性，那根据国家医改方案，这主要应该是通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来实现，医保为国民医疗费用支付的比重越高，其公益性就越大，反之亦然。如果这是指要公立医院的服务直接体现其公益性，那就意味着要指望公立医院通过低价、折价或免费服务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从经济学供求关系的常识判断，难以想象这有助于解决我们医疗面临的供不应求矛盾。
我坚持以为，公立医院改革是否成功，就是要看改革结果是否促进了公立医院的服务能力、效率和质量，这与医疗机构的属性没什么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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