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看病贵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和抨击的焦点，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住一次院要几万元已经让老百姓见怪不怪。但董协良委员“9倍暴利超过贩毒”的提出还是让公众很是吃了一惊。也就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前，用药问题是尖锐的医患矛盾的重要一环，它一方面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联系着医生的实际收益，更是矛盾中的焦点。据了解，现在不少医院科室的医护人员收入=(收入-支出)×系数。这样的收入刺激体系有可能让医生给患者开贵处方，从而激化医患矛盾，也拉大了大牌医生与普通医生收入的差距。而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深圳天价医疗费事件、哈医大附属医院天价医药费事件、广州“正规大医院卖假药”和浙江一些医生收受巨额回扣的事件更折射出了其中的弊端。
医院的药品采购和使用之中暗藏众多“猫腻”，其实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是患者。而要真正地让采购和使用“阳光”起来，仅从现在采取的规范药品价格等措施入手已是“治标不治本”，远远不够。而解决以药养医最根本的办法在于卫生系统要实行医药分离制度，即严格规定医生仅以为病人看病作为全部工作，其收入也仅限于此。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目前的医生收入，使其劳务技术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同时，将医院原下属的药剂部门推向市场，实现医院内外同药同价，打破患者必须在看病医院就地购药的陈规旧制，让医药市场实现阳光竞争，使患者拥有自主购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药品价格的全面下降。
从扁鹊、华佗时代开始，我们医务界就不乏理想的标杆，而实践证明，理想的标杆要靠制度来支撑和保卫。因此，希望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通过制度建设，切实杜绝以药养医这个“罪魁祸首”，遏制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冲动，消除医院牟取暴利的侥幸心理。惟有如此，才能对诸如“医院暴利超过贩毒”等种种丑陋的病态行径起到标本兼治的疗效，提升医院和医生的医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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