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定位不明，既要医院和医生为患者提供有效、安全的医疗服务，同时又要求医院和医生做到公益性，甚至是在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要求医院去扶贫、去组建医联体。因此，各种在政府不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样板都是变形的，难以持久。
“取消药品加成”，只是医院运行机制改革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减少医院的收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药品购销过程中的利益捆绑问题。毕竟医院需要资金来运作，如果政府不拨款，也只能通过医生来“创收”。然而，在这么多“创收”途径中，唯有医生的劳动是最不值钱的。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能在医院下达的任务中“尽可能”多赚钱。医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没有医生“开单”，医院就无收入，医院拿什么去维持正常的运作和发工资奖金呢？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好像很合情合理，但是在医疗服务提供中，尤其在政府办的医院里，这种通过医生“创收”来维持医院的运作和体现医生的价值是有悖于伦理学和医学原则的。因而，社会上对医院和医生的这种行为很有微辞，甚至批评医院、医生缺德。其实，包括医生在内都明白：有很多病是无需吃药或者吃这么多和这么高档的药，也无需做这么多的检查。但是，医生不是“不吃不喝的白衣天使”，医院也不是靠“香客”进奉的庙宇。
最近，韩启德、黄洁夫、胡大一等一大批医学界专家也在强烈批判当前的制度致使不少医疗行为偏离医学的本质和超出道德的底线。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这次两会期间也非常强调“互联网+医生团队”，必须要给医生团队一个“价值”、“价格”。本来大家都认可医生的价值，但是价格呢，医生的劳动价格是怎么制定的？可以说大部分的省份都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价，所以才造成了当前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通过合理的收入体现出来。有些医院也试图尽最大的努力做一些提升质量的服务，比如说成立一个MDT（MDT是多学科医生小组专门会诊），这本身是一种很高质量、高水平、高价值的会诊，可如何定价呢？这也是一个很考验技术的问题。MDT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定价标准，而不是一般的几个医生各自普通门诊的组合。要知道，预约一个MDT，除了要花时间，还要等各个专业的专家时间能凑到一起，约好之后才能为一个疑难杂症患者提供会诊服务。而会诊是一个讨论的过程，智慧的集合，比如远程会诊如何定价？太贵，病人出不起，那么医保出不出呢？在这个方面，贵州就做得比较好，他们根据不同等级的医生给予远程会诊项目明确的价格，而且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可以这么说，目前政府对医院和医生的定位不明，既要医院和医生为患者提供有效、安全的医疗服务，同时又要求医院和医生做到公益性，甚至是在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要求医院去扶贫、去组建医联体。因此，各种在政府不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样板都是变形的，难以持久。从经济学来讲，如果政府不给医院资金支持，意味着医院要从市场里面去“找钱”，而市场的经济学原理就是尽可能“多赢”。这都没有错，可如果政府办的医院尽可能“多赢”，或者说试图通过一点微小的投入去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这显然不是很好的办医理念，而且是与伦理学相冲突的。
比如说“尽可能多赢”，假如你是患者，我是医生，你来我这里就诊，如果我说“你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检查”，那么我仅仅收那可怜巴巴的诊金，又花这么多唇舌和时间宣传教育，收入肯定就少了。因为在目前体制下，收入跟检查，药品紧密相关。在医院，“收减支”的逻辑逼着医生去开一些“无关痛痒”的检查和“无伤大雅”的药品。如果这种“创收”与医生的“绩效”紧扣，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医生诊病与治病的价值，那医生只能是商人。所以，医改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如今，要使医生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就必须从支付制度改革开始，也只能从支付制度着手。目前医生不能很好地多点执业，原因很多。当医生真的成为“社会人”之后，如果医生的收入依然与“大检查”、“大处方”联系在一起，过度医疗或者说看病贵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资料来源：新浪博客 文/廖新波 筑医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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