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时我就一直在进行文脉研究
在荷兰时我就一直在进行文脉研究，在来到香港之后，我十分想了解这里的建筑社会和接触当地人。我发现香港也是一个开放的地方，而且这里的人们也迫切等待有经验的人士来和他们共同解答疑问。同时，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将OMA打造成为“鸠占鹊巢”的国际性事务所，而是希望成为一个本土化的设计平台。所以我立刻与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聘请当地人才，确保我们所建造的不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而是能够融入亚洲社会的“实用品”。这一切都受到了广泛欢迎，OMA立刻成为不同院校精英们展示才能的平台。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直觉。当时我手头有繁重的项目任务，比如WKCD（西九文化区）和台北艺术中心等都是十分关键的项目。我感觉这里有很大的施展平台和机会。
成为文脉的一部分意味着能够充满我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我是一名十分重视文脉的建筑师。对我来说，成为文脉的一部分意味着能够充满我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我非常依靠对文脉的的研究与认识来维持热情，而我通过“咀嚼”文脉使自己变成更好的建筑师。这就是我的个性、优势和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从OMA成长起来的，因此不一样的成长轨迹和历史背景使我能够成功按照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我的工作模式也与OMA的哲学密不可分。
大卫·希艾莱特与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首席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
CCTV总部大楼是一个大胆的项目
我认为CCTV总部大楼并不是一个标志性项目，而是一个大胆的项目。地标性建筑追求的是单纯的辨识度，而大胆的建筑则有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对我来说，这种大胆的设计与文脉同我们对中国的解读以及我们服务的中国机构有关。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醒目的建筑。但是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地标性，它的建成是我们坚持自身理念的结果。我们必须确保设计能够受到业主和所在城市的理解和认可，同时希望即使从西方角度看，该方案依然是具有创新性的。两相结合，最终汇聚成为一个大胆的建筑。至于深交所项目，我们之所以抬升裙楼部分，也是有具体原因的，而绝不是要追求炫酷的视觉效果。从高速公路上看去，它当然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但走近它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将裙楼部分抬高；真正使用建筑的人会明白深交所创造的正是他们一直希望拥有的公共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我们在亚洲地区的其他项目也采取了大胆的方式，但我们的“大胆”构想绝不是“多多益善”，相反我们只会突出一两个重点，否则会模糊我们所要诠释的概念。
每个项目都是从具体且独一无二的城市文脉开始的
我一直在研究城市环境，但最后我却成为了一名建筑师。从小时候起我就希望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当我真正开始学习建筑后发现，建筑涉及了诸多领域的事情，而绝不仅仅是设计而已，城市化就是其中之一。要实现一个项目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需要经营管理以及技术支撑等。对我来说，每个项目都是从具体且独一无二的城市文脉开始的，它不仅是设计过程，当建筑以真正的物理形态出现在城市中时，才是真正的完成。
让业主参与项目共同经历方案变更，才能避免苦苦赶工且无法达到标准
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建筑师经常处于急匆匆的赶工状态，而这种状态会使人的思维无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如果经常处于延后的状态，那说明没有做好前期规划。因此我们尽量战略性的规划未来，在恰当的时刻呈现我们希望展现的成果。我们并不期待项目方案一经呈现就获得业主的一致认可，惊艳四座；而是从距截止日期还有一段时间时提前规划好每一个细节，以让业主感觉期间每次的会议都有所收获。所以我们会先呈现部分方案，让业主参与到项目过程中，共同经历方案的变更；但他们依然会对方案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因为有些与建筑师合作经验相对较少的业主并不一定透彻解读方案，他们需要更细致的解释。因此一次性地呈现过多的方案设计未必是最有效的，而通过每次只呈现一部分的方案并详细解释，业主会感觉受到尊重。如此一来，我们就提前于项目进程，而不是苦苦赶工。
时间是一个工具，对于建筑师而言尤其如此
我认为建筑行业低估了时间的重要性。由于时间一直在改变，并且是不可控的，所以许多人遗忘或忽略了时间。我认为时间是一个工具，对于建筑师而言尤其如此。如果能够有效地管理时间，发挥时间的优势，那么就能够有所建树；相反，如果追着时间跑，或者让时间成为主宰，并“颐指气使”，则达不到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花大量时间进行探索，帮助业主做出正确的决策，推动项目按计划甚至更快进行。我们深入探究项目，以保证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更快地呈现建筑成果。
不妄加评论，而是努力给予
“super（超级）”和“great（伟大）”之间有巨大的差异。“super”含义是个人的能力极限，而且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使用“super”这一词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不断挑战自我，为此就会“超级”努力。“great”是对这种行为的认可。许多人都说自己“极好”，却不去测试“局外人”是否也这样认为。我绝对不会将“great”这个词用在自己或自己所做的事情上。“super”是我们文化中
的一部分，因为荷兰文化追求极致和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荷兰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人口很少、环境严酷的国家，因此我们习惯了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最好的结果。我们从不会评判自己的成就。“great”是一种赞赏，而“super”则是自我评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并获得自我认同。对我来说，只要发挥了自己的极限，就不会去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相反，如果我没有竭尽全力，或即使如此依然不能成功或令人满意，则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但不会怨天尤人。这种认知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并体现在我与工作团队的沟通方式上。我会称赞团队的努力与付出，但不会说他们的成果是“great”。这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所以我会表扬他们的调查、探索，但不会仅仅谈论最终结果；或者因为结果不理想而抹杀过程中的艰辛付出。或许这也是OMA能够适应各种文脉的原因——不妄加评论，而是努力给予。
每种文脉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并不试图打造社会价值，而是要对某一特定的社会系统有所贡献。我只能够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融入当地社会中。许多情况下，人们会将一个地方的“灵丹妙药”应用到另一个地方的问题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种文脉都是独一无二的。
荷兰建筑就是面对任何文脉、任何问题，我们都要将自己植入其中，使其化为己用，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建树。我们绝不会在一开始就妄加褒贬，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荷兰文化那就是“适应性”（adaptability）。我们也绝不会评判自己，或自夸自赞。
——OMA控股合伙人 大卫·希艾莱特 （David Gian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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