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当建筑师之前，我当了 5 年记者，而我觉得自己从未放弃过这个职业。因此，即便作为建筑师，我经常留意世界的发展。我活跃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从而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记者的本能使我尝试去定义我看到的东西——不只是看，也去解读。另外一个原因是 ：机缘巧合下，我的童年经历了一些很特殊的情况。我出生时，整个城市一片废墟，父母带着我去了印尼。那时正值印尼刚独立的时刻，是一段兴奋的经历。后来我回到伦敦学习，之后又去了美国工作。所以，我的人生经历几近巧合地成为了对于我的理解差别和作出预测的能力的一种训练。
2.我人生中一半的时间都不是在欧洲。当我们做CCTV的时候，主要焦点是亚洲 ；事业初始，主要焦点是美国 ；然后主要是亚洲，而现在的焦点是亚洲和中东。当然欧洲也是我主要探讨的地方。
3.我一开始就对日本建筑师感兴趣并存有好感。我认为他们受到的影响并不主要来自于我，他们同样受日本大师的影响，例如桢文彦和矶崎新。建筑文化在日本发展得很好，这种成熟发展一直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认为这是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原因之一 ；而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也深深地被日本建筑师影响。
4.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中国对CCTV大楼存疑的情况，而我所尝试做的是一点一点地让大众释疑。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奖项十分重要，这是一个权威的奖项。很少有人有机会从内部观看和体验这个建筑，我觉得让大众能够从内部观看这个建筑意义重大，因为我认为这个大楼真正的成就有一部分就在于它的内部。另外，我认为大众对于 CCTV 的怀疑也会随着 CCTV 的改变而消失。我对与存疑人士会面一直很感兴趣。我很享受之前在清华大学和 400 人进行的一次交流，我系统地与中国每个想批评大楼的人碰面，并与他们保持对话。
5.我们很幸运地参与了很多博物馆的竞赛，而那些竞赛举行的时候，这些博物馆都正值变革之际。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惠特尼美术馆 (Whitney Museum) 、洛杉矶乡村艺术馆（LACMA）、泰特美术馆 (TATE) 等，都面临着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重新定义博物馆的专家，而这种专业充满了矛盾，因为我们从未在那些竞赛中获胜。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些变革的时刻，而我提出了许多挑战。我对于博物馆的预测，未必与业主的期望相吻合。中国美术馆就是个例子，我发现博物馆变得越来越大 , 这时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城市来看待，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定义。我觉得中国美术馆设计中的一个很美的地方，在于这个概念 ：创造一个城市博物馆，使它提供和城市一样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多样性。我认为它是一个具改革性的提议，而正因为它是改革性的，它无法被接受。
6.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哈佛学生做了珠三角的相关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我做了一个预测：中国建筑师将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筑师。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建成项目颇多，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一直发展迅猛。我一直为能在中国这个特别时刻工作，并做出贡献而感到荣幸。我开心的不只是在中国建楼，还通过我与中国建筑师的交流，与他们建立友谊，和与他们信息互换。换言之，我用10 年时间尝试了解中国，而当我觉得差不多理解中国后，我再用10 年时间在中国实践建筑。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
7.我一直都对历史感兴趣。现在回顾历史的原因是：现在的媒体环境、数字化环境、教育环境……所有资讯都唾手可得，但过去的元素很少被透彻理解——我们活在永恒的当下，对我而言，试着去看建筑经历了何种变化，而非历史本身，是很有趣的。建筑担当过什么角色？建筑提供了怎样的美感？建筑的舒适处在哪里？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双年展几乎一直都是西方的概念，我们现在做非常大的努力去以全球意识去看待不同的元素，主动摈弃以西方为中心的理念。
——荷兰建筑大师 雷姆·库哈斯
雷姆·库哈斯：
（荷兰语：RemKoolhaas），荷兰建筑师，1944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幼年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后移居阿姆斯特丹，早年曾做过记者和电影剧本撰稿人，1968至1972年间，库哈斯在伦敦的建筑协会学院（AASchoolofArchitecture）学习建筑，之后又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75年，库哈斯与艾利娅·曾格荷里斯、扎哈·哈迪德一道，在伦敦创立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后来OMA的总部迁往鹿特丹。目前，库哈斯是OMA的首席设计师，也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教授。库哈斯于2000年获得第二十二届普利兹克奖。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便是由他所设计。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医用工程网人物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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