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建筑史并不只是一个在中国不大的学术圈子内封闭传承的孤立体系，而曾经是，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与世界交流的开放学科体系。梁思成等一代学者在建构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的时候以西方布扎理论体系为蓝本，与当时世界的建筑史学乃至建筑学界的主流思想是可以沟通的，有一定的开放性，但随着建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转向现代主义而中国建筑史学科仍然固守原有的理论体系，并将其误会为“中国的学问”，而使中国建筑史学科逐渐失去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建筑史学以及建筑学的共同基础，逐渐走向封闭。
2.问题在于，中国建筑史学科目前的状况是否是当年以梁刘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创立的理论框架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所导致的呢？且不论梁刘两人也在政治风潮中忙于应付、自保不暇，甚至互相批判。还有抗战期间开始的民居研究和稍晚些开始的古典园林研究，实际上都超越了包括梁先生在内的中国营造学社最初设定的研究框架。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建筑史学科领域，与从钱伯斯到伊东关野这些外国学者有一定关系，在中国营造学社活跃的20-30年代建立了基本的断代史框架，但这套系统最终定型，在我看来要到改革开放之后（《苏州古典园林》等经典正是在那个时代出版的）。
3.这里顺便说一下，80年代初，几位在文革期间默默研究的建筑师和学者将其几十年的积累或付梓，或用于实践，事实上形成了在类似辛克尔的风格-等级思路或折衷主义思路（在那个时代表现为比如重要标志性建筑用古典而大量功能型建筑用现代等）基础上，整合布扎的composition和MOMA“国际式”诠释的现代主义的思路体系，只是这种体系和当时的政治体系共同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旷日持久却与建筑本体关系很小的拉锯。
4.这个时代，中国建筑史研究一方面随着考古和田野工作的进展完善营造学社初期的官式古典断代史内容，另一方面结合民居和园林两个领域曾被作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关键点来重点研究。也就是说，在90年代之前，中国建筑史作为直接面对中国传统的延续这个大问题的学科，还是一直试图与建筑学这个大的学科领域建立对话关系的。中国建筑史学科与大的建筑学脱节发生在90年代以后，而这也恰好与建筑学从80年代建立一套新的思路体系到90年代之后这套体系逐步被冲击而濒于瓦解同步。
5.我认为建筑方面的传统不仅仅属于特定民族，并没有我们必须发扬中国传统而排斥西方或者中东传统的禁区。当代建筑师之所以必须面对中国的建筑传统，是因为这比起其他文明的传统来，更有利于我们近距离考察和体验，所以一定比从书本上隔空吸收或走马观花浏览的其他文明的建筑营养更能推动当今建筑的发展。当今建筑师的使命已经不是用建筑建立民族国家身份的符号，而是作为个体的项目和作为个体的建筑师把自己的传统作为资源而不是负担，以切实提高建筑的水准。对传统的诠释也因此必然走向个体化和多元化。对当今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发展方向的思考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6.六年前，我决定从一个职业建筑师和业余建筑评论者转向中国建筑史研究时，也抱着和朱涛建筑师那篇博文类似的想法，觉得对待中国建筑的传统遗存，可以有广阔得多的研究和诠释领域，而且可以对建筑学乃至建筑设计有更直接的启发和推动作用。然而，当我真正介入具体课题的研究时，工作便转移到了具体而琐碎，而且与建筑学科只有似有似无关系的研究和考证中——原因很简单，只要一接触到具体而微的历史问题，就会发现以往研究的大量盲点，不填补这些盲点，任何研究思路都很难继续下去。所以，到我的博士生涯告一段落时，我的思路已经改变——暂时忘记建筑设计，搞清楚历史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建筑史研究必须要面对的基础工作。
7.中国已经有很多敏锐并有追求的建筑师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这个宝藏，并期望从中发掘出可以使用的灵感，很多建筑师期待建筑史家做出更符合他们要求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历史考据，和大的建筑学领域重新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也是时代所需。只是必须以大量的基础考证和材料工作为前提。
——建筑师 南萧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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