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西方人喜欢把房子放在中间，剩下是一片草地种出点儿树。但是中国人希望把房子给打碎，最好看不见这个房子，房子跟自然都是混合着的，北京更是这样。老舍以前说过一个话，说老北京的美不在建筑本身，而在建筑周围的空间，总是有空。情感就发生在建筑周围的空间里面，那些鸟、那些树——从这些角度看建筑，你总感觉它是美的，因为你的心情是美的，周围的空间是美的，最真实的。
2．当一个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跟着国家大的转变在转变的时候，它突然来找你设计一个超高层，这个超高层是中国建筑师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中国上海、香港的超高层的重要项目都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有人突然把这个机会交到你手上，说我知道你在国际上得了奖，所以我想试试你。这些人是不同的阶层：有年轻一代的政府官员，有新国企的掌权人，有私企的房地产商。而我是一个有感情的建筑师，从来不相信学术和教条。找我来做设计的人，他们要么很感性，要么是挣够了钱，有野心有梦想，想实现一些东西。总之，他们内心与我一定有种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在看到我的设计之后有所共鸣，建筑就是一个带有梦想的载体。
3．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广场的设计。很小的一个广场，要是在中国，可能找个人画一画，就开始建了。但国外的建筑设计不是这样，他们在开始设计之前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不光是广场做什么用，采光如何，甚至连每天有多少人从哪个口进，多少人从哪个口出，都有非常具体和严密的调查数据。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推翻、再设计，才能从实验进入到实践阶段。
4．在我看来，事实上在中国有些建筑师一辈子都没有资格盖楼，而是应该一直画图，做设计，一遍又一遍地设计，做研究。就说花溪的造城实验，你看我盖了么?没有，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宁可只做设计。
5．对我来说其实那些所谓“不盖”的设计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非常饱和，但我仍然坚持每年要做大量的“不盖”的设计。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盖了些什么，而是他对城市有着更高层次的规划和理想。对我来说，那些“不盖”的设计就是对更高层次城市理想的一种探索。有时候，一件完美的建筑产品反而不及一个幼稚但具探索性和建设性的概念更有价值。
6．中国建筑界曾有一个宿命的说法，说建筑师是大器晚成的职业，40岁后方能有所作为。因而马岩松不到而立之年便能独立执业，独当一面，被业内认定是一种奇迹。当然也不免有人将这种成功归功于他大胆且顺畅的表达，或者说早在他的项目建成之前，他就已经明星化了。
7．其实我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我是个特张扬的人，相反，有时候可能还觉得我挺严肃。我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我的建筑和我被“标签”成了张扬，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这就好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说的做的都一样，那么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精神病了。事实上我也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东西，我说的做的只不过是有点想象力而已，如果他们看着有些不一样，只说明我还没被禁锢住。你刚才说媒体喜欢找我，那是因为媒体也在寻找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见怪不怪，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8．出去之后我就发现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太害人了，它把每个人都弄成一样的，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思想。这在国外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把社会标准化是件挺可怕的事儿。
9．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为了做建筑而寻找表达，而是为了表达才选择了建筑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从来不抗拒其它形式。你知道建筑是一件很严谨，也是很耗时的一件事，做到最后，往往就不是想法的表达，而是非常具体的建筑问题。但艺术不同，它可以来得很快，这样的感觉很好，做这样的尝试会让我更加敏感，尝试更理想化的表达。至于奢侈品，是人类文明的衍生物，是当代消费崇拜和贪婪欲望的结合体。就拿Dior的那次作品来说，我们的设计把Dior在巴黎的一个服装商店的古典法式平面溶化，并把溶化的过程凝固成一个三维空间形体，从中变异出一个个未名的物体，它们是一些新的衍生物，一种带有生命力的新物种。
10．我觉得我最有价值的可能是我的个性。我是一个极其不切实际，又非常切实际的人。这跟建筑的特性很相似：看似很概念化的设计，最终却是一点一滴盖起来的。我很喜欢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最成功的就是做自己”，我深有同感，并且很庆幸，我没有被任何东西束缚，一直坚持做自己。
——北京MAD建筑事务所 马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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