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我在民航宁夏陶乐“五七”干校当了3年“五七”战士兼“赤脚医生”后，被调回民航总局卫生处恢复我的航空卫生工作，由于我坚持不留机关，正好民航总局当时考虑筹建民航医院，于是我就参加了此项工作。
当时，民航总局党委向空军党委写了民航要求成立医院的请示。1972年11月1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给空军党委下达了《关于解决民航、六院医疗问题的批复》（简称《批复》），《批复》中写道：“为解决民航、六院的伤病员住院医疗问题，同意民航、六院在下属单位比较集中地区各组建四所各一百张床位的医院。1973年5月4日民航四所医院定点在北京、上海、兰州和成都。”
在民航北京医院的筹建中，首先是医院选址问题。经我们和北京市规划组先后踏勘三处土地，经比较后拟选定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河水塘废窑窝处，约60亩地。可当时批准民航北京医院的建筑面积为7500平方米，投资只有234万元。于是我们又在北京众多地块中选好了东郊的两块地，我跟随刚刚恢复工作的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驱车前往，他当场拍板就定在朝阳门外高井甲1号，即现在的民航总医院，共48亩地。1974年10月我到通县高射炮七师师部办理了手续，土地免费。1974年12月签订了原高炮阵地上所有物的补偿协议书，共付73430元。
第二就是总局机关成立了基建办公室，地址在北京东四什锦花园民航宿舍楼下。
第三是准备施工条件。施工现场必须先“三通”，即路通、电通和水通。1975年，我们从首都机场拉回了井管，在当时医院基建办公室唐顺华政委带领下，我们一起帮助打井队完成了160.89米深的水井任务。当时北京的建筑材料很缺，尤其是黏土砖，为创造开工条件，我们从山西拉煤炭到京郊砖厂换砖。
第四是医院的设计。考虑到民航事业必定要大发展，100张床位肯定不够用。1974年4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航增编至300张床位。在设计中的首要难题，要在32000平方米的土地上放100张床位比较容易，但现在要放300张床位就很难了，同时还要考虑未来500张床位的需要就更难了。经过研究和计算，我们还是把医技科室按500张床位设计（因将来难以扩建），在门诊楼西侧还预留了200张床位的连接位置。
在设计中，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北京市规划局在医院的土地上不许盖5层以上的楼房，因此我们只能又考虑医院的设计规范，同时又结合民航特点和现实状况。第三个难题是总经费不能超过500万元（中型工程）。在设计最后决算时，我们不得不将门诊楼的双面候诊改为单面候诊，将费用减下来。
1978年，在民航总局党委和有关部门（计划、修建、财务、卫生、人事等）的支持下，在全体参加医院筹建人员和北京市规划、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民航北京医院正式开工建设，1982年4月27日通过全面验收。经历了两年征地、四年设计和四年施工，共十年的艰苦筹建，民航北京医院终于在1982年5月4日正式开院。
今天，全民航已有医院近10所，实属来之不易。而今，每年我到民航总医院体检时都会到处转一转，看一看，对医院的现代化建设和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同时，我更期盼正在建设的民用航空医学中心工程能够早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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