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增，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李道增的父亲很早便离开安徽来到了上海，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李道增母亲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在这个“半新不旧，不中不洋”的家庭熏陶下，他从小就接受着中西两种文化教育。李家是传统的大家庭，李道增记得：“父亲受礼教的影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守法；家教很严，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要懂礼貌，懂得做人，每学期成绩单都要给家长看”；“父亲很重视中文的教育，要我们写大字、练小楷。” 李道增英文功底很扎实，他六七岁起开始学习英文，上中学时就开始看英文参考书。17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现年七十余岁的李道增院士堪称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学者。李道增师从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
同学间以“玄武”相呼，对老师尊称“公”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我最好的老师。” 李道增多次强调。自从了解到清华大学有梁先生创办的建筑系后，从小喜欢艺术的他马上申请转入该系。所幸，梁先生欣然答了他的请求。就这样，他成了梁门弟子。
清华建筑系始创于1946年，1947年李道增转入时，全系才两个年级，学生二十余。大家关系非常融洽，同学间以“玄武”相呼，对老师尊称“公”。建筑系当时设在清华园旧水利馆二楼，高低班同学聚在一间宽敞的大教室里制图、做设计，一间小教室专供讲课，一间素描教室放着许多石膏像与画架，一间图书室陈列着各色建筑杂志与图书资料。平时，学生们除了上外系开的课，或全校开的公开课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这里，它是“玄武”们的“家”和“领地”。
建筑系虽初创不久，然当时可谓名师风流、学林宿儒，一时云聚。梁先生请来了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讲授城市规划，请来了北京大学著名的侯仁之先生讲授北京的历史地理……师长们的精心栽培、循循善诱、温馨的鼓励，几十年来牢牢地印刻在李道增的记忆中。特别是梁思成先生的教诲，时隔半个世纪再忆起，仍令他激动不已。
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情有独钟，但却绝不保守。他在设计课中引进了现代建筑的理论，尝试用包豪斯新学派中的一些观念来大胆改革传统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李道增从一年级开始学“抽象图案”，替代古典建筑中的五种柱式。这在当时，可谓开全国建筑系之先河。
梁先生还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如果只顾练“技巧”，艺术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说，“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建筑师所见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比一般人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这些都让年轻的李道增受益良多。
快乐的生活转瞬即逝。1952年李道增毕业留校任教，他把专业重点地放在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方面。
心有千千结，国家大剧院设计项目成空心汤圆
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由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大剧院项目被提上日程且列入国庆十大工程的计划之内，并在全国展开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年28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带领系里十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参与了设计竞赛，并入选。
后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正式委托给了清华大学李道增设计组，时任校长蒋南翔还调动全校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等三百名精兵强将，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不久，解放军大剧院的设计任务也由这个设计组承担。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回忆四五十年前的工作场景时不免感叹，“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然而，当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并获得国家审定时，1960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最终因“国家经费有限”，已设计完成的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项目被迫下马。在十年浩劫中，由清华三百强将精心完成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也被造反派烧了个精光……
李道增第二次参与设计国家大剧院是在1990年。那时国家计委下文件同意组织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开始组织队伍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大学设计了方案A。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规划不久后又成为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圆。
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先由北京市组织了一次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和清华大学之间进行的方案竞赛。在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中贯彻了他1993年在美国讲学时，参观美国肯尼迪中心过程中所听到的肯尼迪剧院两位副总经理的“教训”，即“千万不要把歌剧院、戏剧院和音乐厅这三个剧场放在同一个屋顶下，不然在利用任何一个剧场时，公共部分都要开空调和照明等设备，能源浪费极大”。
于是李道增在1997年的方案中，把三个剧场设计成既可单独使用、又可合并使用的结构，大大节省了空间和能源，很契合当下的节能理念。然而当时评选的结果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摘得了头奖，获奖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人们对“特大厅堂公共空间”的热衷追求。
1998年国家宣布在国际上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公开招标。招标任务书要求该方案要能看出是“中国的”、是“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是有“时代气息的”。李道增在1997年所完成的方案基础上很快就完成了第一轮参赛方案的设计。
李道增认为，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所以第一轮参赛的是一个歌剧院居中，音乐厅和戏剧院分设两旁的“对称”方案。此外，在李道增看来，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连同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等辅助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建筑都是广场的“主角”。若建大剧院，就要强化和衬托那些“主角”，不能去“夺”它们的光彩，因此是“配角”。此外，还要“近看有形”、“远看有势”、“要有细部”、“要耐看”，整个建筑要体现真、善、美，而不设“虚假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做成艺术殿堂，而非只是新奇的“摆设”。
按照上述理解，也为了体现现代气息，李道增在设计时采用了玻璃结构。尽管最终的方案在构思上贯彻了标书的要求，在功能、技术上合理且完全符合剧场的使用需要，也符合北京市城市规划，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却又被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后来，李道增和其学生——现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胡绍学共同主持，又做了6轮修改设计。在最后一轮选报方案时，国家要求中方设计院必须与外方合作，且联合署名报送方案。据称，实际上当时中方和外方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均没有征求意见。最终报向中央的三个方案是英国设计院和北京建筑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大玻璃”方案（实为英国主持设计），法国设计院和清华大学联合署名的“水泡”方案（实为法国主持设计），和清华大学与法国设计院联合署名的“天圆地方”方案（实为清华大学李道增团队主持设计）。
经过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最终的结果却令李道增四十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199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终决定采用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
设计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李道增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无缘付诸实施。但“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已落成使用的剧场，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
作为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李道增先后主编了《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座剧院总结》（即解放军大剧院设计总结）等多部著作。其中长达150万字且文图并茂的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成为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他的著作《环境行为学概论》、《李道增文集》、论文“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和对建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设计哲学的主干。
李道增不仅热衷于剧院设计，还是国内生态建筑的早期倡导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李李道增率先发表论文《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又开展了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技术的研究。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将建筑看成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设计建筑内外空间中的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在建筑生态系统内部有秩序地循环转换，获得一种高效、低耗、无废、无污、生态平衡的建筑环境，”李道增解释道，“生态建筑也被称作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
在李道增看来，建筑除了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还要彰显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他首次在国内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设计哲学理论，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追求在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把人和房子的自然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其设计思路概括出来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且强调细部设计。
李道增提出我国建剧院要考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实际文化生活需求。不但要把剧院建好，还要考虑它的长期运营。目前国内没有歌剧却建了许多歌剧院，就像“鱼缸”和“金鱼”，没有金鱼，再华丽的鱼缸也难以发挥作用。
“近屋情更怯”，走进蓝旗营小区之前，一直惴惴地。虽然预约采访时，李道增院士在电话那端并没有太多的犹豫，但对这位名门之后、学界巨擘的敬畏和崇拜之情始终于心。一见面感受到的却是他那一派蔼蔼然、谆谆然、恬恬然之温润风范，令人如沐春风。而他的亲切平易、谈笑风生、融汇古今、学贯中西，更让我深切地领略到了一位饱学之士、谦谦学者的殊异风采。
天桥剧场，“新制宜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作品之一
莎士比亚说“诗人的想像力在于使意义赋形”。建筑师如何能把“地方特色”、“场所精神”通过建筑语言表达出来，凸显其神韵？李道增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观点，主张“因地、因事、因时制宜”，追求一种因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之异而派生出的丰富多样而带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
谈到“新制宜主义”建筑哲学观的由来，李道增说，这主要是受20世纪初德国剧坛莱茵哈特导演的启发。在戏剧演出中，他主张“制宜主义”，将1880年以来所有戏剧新潮中的精华都予以吸收并“因地制宜”加以运用。他认为每出戏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戏制宜”，将各种新老手法交织结合，但每次演出都力求艺术的真实性，所以也被称为“艺术的现实主义”。戏剧如此，建筑亦概莫能外。
“新制宜主义”主张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建筑风格都加以包容，为我所用，创造一种丰富的含有“多义性”的人造环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像，务先博观。”现代建筑业飞速发展，建筑流派异彩纷呈，博观就是什么样的都要看，如能见多识广，多懂得一些名家的观点，多看一些名家的作品，就能博采众长，不孤陋寡闻，至少在创作时多添几分信心和胆识。大凡建筑上带有创造性的想法，鲜见有前无古人、后无今人绝对的“原发”，一般所谓有创造性的见解或手法也往往源于多方信息的碰撞与启发。他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贯彻，就要求当今的建筑师的知识领域旁及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节能、储能等高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其知识领域大大扩大了。
同时，建筑除了要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还要彰显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新制宜主义”强调城市设计和场所精神，认为城市是逐渐形成的，新的设计要与原有建筑融为一体，要为原有环境增色，而不能破坏原有的文脉与历史连续性；建筑与城市都是为人创造生活和交往的“场所”，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是为表现一定的“场所精神”服务的，而“场所精神”离不开特色，其特色要借助于建筑形象及其环境所蕴含的情调、神韵、气氛、节奏、尺度、风格等显现出来。“新制宜主义”运用的设计思路可概括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并强调细部设计。
获“首都十佳优秀公建方案”第一名的天桥剧场方案，为“新制宜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作品之一。什么是天桥的场所精神呢？天桥原本是一座南北向的汉白玉桥，横跨在龙须沟上，因为皇帝到天坛祭祀必须经过这座桥，所以得名“天桥”，后来“天桥”又泛指这片地区。它始建于元代，已历经七百余年的沧桑，一度成为包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闹市。“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是对当年这个地点生动的描绘。至今老北京们提起天桥仍是兴趣盎然，津津乐道。李院士认为，天桥留在老北京脑海中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下层平民百姓重要的活动场所，既“杂”且“精”，为以杂取胜，以精取巧，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民俗文化”的发祥地。
建筑师文丘里要求建筑有多义性，反对纯之又纯，而喜欢杂交、共生的东西。按照他的理论，李道增在天桥剧场的立面造型上，力求做到既高雅又有民俗气息，既现代又有传统的联想，既是民族的又是外来的，是多种对立情趣、意境的共生。
“以形写神”，“精神居于形如火之燃烛矣”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中国建筑者之家”，是李道增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设计的又一尝试。作为建筑工作者度假、休养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既要有独特的艺术意匠，要有一定的时代气息，也要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因此，在分析了该项目的建造地段特定的物质环境及其使用性质后，他认为，首先，不能搞成商业味较浓的一般旅游建筑，而应在文化气息上多做文章；其次，建筑宜吸取当地民居建筑传统，遂选用了当地出产的花岗石作为墙面材料，配以白粉墙，同时采用深赭色瓦坡顶，以此加强地方特色；同时，建筑物的体量不宜过于集中和过分庞大，而应将体量适当分散，化整为零而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疏密相间，以免破坏沿海地段的环境尺度和景色；另外，还要巧妙利用地形高差，将建筑物沿西北部高台地布置，而决不能将建筑物布置在低洼的中部平坦地中。在建筑空间组合上，着眼于功能与考虑结合地形，更多地采用现代建筑中平台、空间纵横穿插、高低交错的手法。两种手法并用，形成目前这样一种既“洋”又“中”，既“新”又有传统联想的风格。
古人云：“精神居于形如火之燃烛矣。”建筑师如何才能做到“以形写神”，这就需要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一些创造性转化工作。李院士指出，在当今建筑创作实践中，上海浦东金茂大厦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创造性转化的实例。“这座超高层标志性建筑，高约429.5米，其结构与造型结合，反映结构美，设计上没有抄袭任何中国古建筑做法中的表层形式，其手法反映钢、玻璃等现代材料构造的特性，呈现出时代精神和气质。”李道增教授说，“但从上海外滩御园望过去，这座大厦的八角形平面和整体造型，特别是由底往上微微收分的艺术效果却酷似中国的密檐塔，尤其是从各个角度看它的整体轮廓、剪影时，极易形成这一联想。”这种联想赋予建筑以“美称”，即以现代手法再现中国文化之“神韵”。
功成时不飘飘然，身退后亦欣欣然
1982年，李道增到四川省崇庆县大划公社某村参观。该村的农舍基本保持川西传统院落格局，三面围以竹林。建筑的个体平面很简单，采用传统穿斗木构架体系，布局虽有统一的模式，却随各户所处地段有所变化，院门形式也各有不同。每一户农舍都是按户主的想法因地制宜建成的，反映了户主的情趣爱好。此外，家家户户都建了沼气池，把人畜粪便转化为沼气，供厨房做饭用，兼作照明，既解决了燃料问题，又增加了有机肥。每户院内都有一个水池，水池四壁用普通三合土加盐卤拍打成，水池中植以水浮莲，养着鱼儿。夏季盛开的紫色莲花漂满水面，大大美化了环境。而水浮莲是很好的猪饲料，又能兼作沼气池中的添加料，鱼儿则可增加副业收入。村外有一小动力站，也利用沼气发电，供碾米打谷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小砖窑烧制黏土砖，供附近农民建房，也是队里的副业。不少农户就地在院内用土模做成波形水泥瓦，直接将瓦铺盖在草顶上，减少搬运中的损耗。草顶本身保温隔热性能较好，在川西多用麦秆铺成，比用稻草杆整齐得多，做法也比较讲究。
李道增院士说，这个村落给人最深印象的是农民们能因地制宜，以简单易行的土办法，合理且经济地逐步改善了居住环境，取得生态上的良性循环。这让他开始对生态问题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以阐释当时学术前沿问题的“生物控制论的八项原则”为主题，写了一篇题为“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的论文，在《世界建筑》上发表。该文引起了广泛关注，曾数度获奖。后来，李院士又正式接到通知，文章被选入即将出版的中国精神文明系列丛书中的《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创新文库》。由此，李院士的研究也就从建筑扩大到环境生态上来。
今天，李院士对生态住区的研究还在不断进行深化。他提出了对住区绿色化和特色化的期盼，并提倡在建筑艺术创作中运用“陌生化”原理，即让人摆脱感受上的惯常化，以惊奇的眼光和诗意的感觉去看待事物，这样，原来毫无新鲜感的东西，就会焕然一新，鲜明可感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俄国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需要不断地使事物以崭新的面目或非常规的形式出现。如把排排房之间空地改为河街水巷，就如同把步行改为舞蹈。舞蹈相对于步行来说是一种“反常化”或“陌生化”，河街水巷对于排排房之间的空地也属不常见的“陌生化”。
功成时，不飘飘然；身退后，亦欣欣然。有一份钟爱的事业、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一种快乐的心境，李道增院士享受着这难得的从容淡定的幸福。
李道增：1930年1月19日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1956～1987年任讲师，曾被借调到国务院十二年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任土建组秘书。1979～1982年任副教授，建筑系副主任。1983～1987年任教授、建筑系主任。1984年被劳动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1985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投票通过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学科点的博士导师。1988～1990年任建筑学院首任院长。1985～1997年任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8年兼任北京市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1992年被选为第七、八届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后为第九至十一届名誉理事。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曾应美国卡纳基·梅仑(Carmeqie Mellon)大学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前往该校建筑系教授剧场设计。1999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社会兼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顾问、上海城市管理学院高级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名誉理事。
研究领域：中国剧场建设的迅速发展与建成后运营管理的难点；可持续发展生态住区的适用技术与被低估了的气候对建筑的影响；本土化与全球化及其相关理论问题；清洁能源之－的国内外风力发电发展概况。
剧院设计：1958-1960年，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1959-1960年，解放军剧院建筑设计；1974年，总政排演场建筑设计（后扩建为中国剧院使用）；1987-1991年，中国儿童剧院翻新设计；1985-1991年，东方艺术大厦方案设计；1993-1996年，天桥剧场建筑设计；1993-1995年，大连技术开发区剧场建筑设计；1997年，国家大剧院方案设计；2001年，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方案设计。
主要著述：发表论文48篇、出版专著1部、书籍9本。论文如：《全球本土化与创造性转化》（世界建筑2004－1）；《21世纪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发展》（《建筑新技术》2001－1）；《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世界建筑1998－6）；《创造型人才小议》（《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北京高等教育丛书2003年）；《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等。他还汇集了30余年国内外调查、实践所得的学术积累，写作、出版了有150余万字、近千幅插图，史料翔实，很有学术价值的《西方戏剧 剧场史》上、下两册专著，该书横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融人文与科技于于一体，体现他在学术上的“专精”与“博达”，公认为是他对剧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代表作品：《西方戏剧.剧场史》、《环境行为学概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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