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日大师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先后主持并与他人共同合作完成了数几十项大型公共建筑及住宅设计。其中包括全国政协礼堂、中直礼堂、中共北京市委办公楼、徐向前元帅纪念碑、北京同仁医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金融街规划、高层塔式住宅楼……等多项工程规划与设计研究。
晚年的赵冬日在人民大会堂
开启人生之间
16岁时，赵冬日从东北老家到北平读高中，1934年当他20岁时东渡日本，从此便开始了长达 7年的人生最重要的大学学习阶段。3年的预科班毕业后，他升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部 ，主修建筑专业。按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是抱着学习土木工程的想法去日本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学习土木工程比较实际，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报了建筑学，看来是与建筑学有缘。
在日留学期间，赵冬日就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边学习，边从事革命工作，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1941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回到北平，为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在日本华北铁路一家事务所从事建筑设计，之后去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到东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1948年随东北大学迁回北平，后又到北洋大学任教。这7～8年里，赵冬日一直以大学教授、建筑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并较早地结识了后来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及其它革命领导者。
赵冬日自己认为，这几年虽然是人生事业的黄金时段，但因从事革命工作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故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创作之中。所以真正从事规划建设及建筑设计是从1949年解放以后开始的。
投身新中国建设
建国以后，赵冬日先后到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工业局、北京建筑专科学校任职。1954年兼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尔后，他调入北京市规划局任主任，主管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在这段时间内，赵冬日有机会从较大尺度、从宏观上去考察首都城市规划发展与战略。《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一文写就于1950年4月20日，这是迄今搜集到的最早的系统研究首都规划建设的论文之一。后来他不仅参与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及编制工作，也在从事规划设计管理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些典型项目的设计，如中直礼堂(1954年)、全国政协礼堂(1955年)、北京市委大楼(1955年)等。
在中直礼堂的设计中，赵冬日采取了以汉阙为题的大胆尝试。在全国政协礼堂的设计中，由于功能的需要和用地局促，他将30×30m的多功能厅置于同样跨度的礼堂之上，这在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了不起的创举。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技术上的束缚，为建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推动的力量,此举还为日后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的规划设计做好了观念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绘就天安门广场
1958年，为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改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划时代的壮举吸引了全国众多的专家、设计师的关注和参与。
天安门广场原是故宫大门前院的旧址，平面呈狭长的丁字形，四周用高高的红墙密封起来。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天安门广场的改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新中国刚建立没多久，人们都有一种要尽快改造旧中国所遗留下的破烂局面，建设出一个新中国的迫切心情。虽说当时对历史古建应该说是非常重视，但如何保护、如何处理好保护与改造、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是尚无经验可借鉴，二是还无法准确提出从整体上实行保护的意见来。
当时的苏联专家对北京的规划建设也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他们主张利用旧城加以改建，甚至苏联专家组组长在一次总体规划讨论会上说：“我看不出天安门广场要建筑两三层的房屋而不建设五层楼房的理由。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开始建设32层的房屋，但克里姆林宫并不因与这所房屋毗邻而减少特色。为什么北京不建5、6座15层到20层的房屋？现在城内只有北海的白塔和景山是最突出的，为什么城市一定要是平面的？谁说这样很美丽?”那时，苏联专家的话是相当有份量的，他们的观点对北京的规划建设有一定的作用。 在众多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中，大多数方案都是以广场南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结束，东西两侧布置建筑围合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当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的赵冬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出手非凡，以大气魄、大手笔把广场南端推至正阳门下，形成一个我们今日看到的如此气势宏伟的开放空间。
当时的方案由两个：一个是广场东西各有一座建筑，且人民大会堂与博物馆的正门都正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对此，市委副书记刘仁发表意见：“活人不面对死”。从实际状况上分析，两座建筑的正门因对纪念碑也使其视线被遮挡而大大地缩短，这也会让人有面壁局促的感觉。另一个方案中，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两座建筑，而方案中位于大会堂和博物馆南侧的两个建设项目，直到现在为止还尚未实现。
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赵冬日是这样构思的：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位于城市纵横轴线的交叉点上，周围是高大、庄重的建筑，其间是辽阔平坦的场地，上面是一望无际的蓝天，这一切构成了广场雄伟的气魄。广场采取了对称的布局，天安门和正阳门位置在中轴线上，纪念碑正立面在广场的中央，树木、灯柱的布局也是对称的。这些都使广场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的气质。广场新建筑的色彩以亮色为主，黄绿相间的琉璃檐头，淡桔黄色的墙面和微红色的花岗石台基，其本身具有愉快、明朗的色调；和旧有的黄瓦、红墙、白玉石栏杆的天安门取得既调和而又对比的效果。广场周围栽种了多种树木，油松四季长青、 苍劲挺拔，冬季白雪青松，另有一番景色；立柳柔和潇洒，春季早绿，为广场早报春讯；元 宝枫整齐丰满，叶色入秋变红，给广场凭添新装。它们彼此互相映托，色调万千。广场四周 和纪念碑南面栽植大面积的草坪、花坛，这也为广场增加了生动活泼的色彩。
为人民大会堂造像
1958年8月，赵冬日在苏联参加国际建协议，同时访问了莫斯科市。9月初返京后就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之中。
当时，对大会堂建设的要求是既简单又难。简单在于只要满足有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既可。难在于将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融合于一体，世界上亦无先例可援。
彭真同志曾有过指示，说兴建人民大会堂是造“政治工厂”，因而要从政治设想出发，赵冬日受此启发，将思路集中于对各种活动安排的分析上面：一是大会会场内的会议，二是大会休息时的分散活动，三是会后的活动及日常场合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再加上宴会上厅及人大常委会日常办公的要求，若还是按以往的经验来处理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这可以说是大会堂面积大的来源。赵冬日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的支持。
1958年10月14日，一个普通而非凡的日子。这一天对赵冬日是终生难忘的。下午，赵冬日受命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那天，周总理刚从外地返京，便不顾劳累，听取有关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汇报。那天送审的3个方安分别由清华大学、市建院、市规划局（即由赵冬日、沈其所主持设计）所设计。周总理先看了3个设计的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听取了设计师们的介绍。周总理便一边比较、一边提问。最后，周总理问万里：北京市的意见如何？万里把推荐赵冬日、沈其方案的意见作了汇报。周总理再次反复看、反复比，并一再征求在场人员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市规划局的方案，而工程的具体设计则由市建院负责。
没日没夜的劳累及思索，终于有了结果。赵冬日此时的心情，已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了，他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配合好建筑设计师实现方案的构想。
给北京城加一“横”
当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年事已高的赵冬日却一天未曾停止过自己的思考和脚步。这段时期，他正在忙于一个新的规划建设项目：给北京城加一“横”轴。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论著有《 关于首都发展规划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986年)、《关于长安街规划若干问题的探讨》(1990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西地区规划与建设》(1993)。
北京城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它的完美布局是世界上其它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但产生这条轴线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的。
解放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不但没有损害古都的风貌，而且还超越了历史形象。但就其地位及政治性、文化性、艺术性来说，广场基本上仍然是南北轴线的组成部分。东西长安街一直做为一条大干线来加以规划建设，但从实际来看，它不过只是一条“宽敞的路”，其很难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和影响。而对天安门广场来说，则要求它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天安门广场不再仅是“古都风貌”，而应体现出“首都风貌”。为此，赵冬日提出建立东西轴线的设想，将广场向东西延伸，展开广场形象，与南北轴线相呼应，并形成一个整体。
设想中的东西轴线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一个完整的中心区域，其总体结构、功能分区与空间 布局的设想如下：
中心规划区占地面积约为500多公顷，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到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并以这两座建筑物为核心，分别向东西展开，形成空间序列。轴线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疏密相宜的空间，且自然与人工景观相辅相成，基本保持旧城区原有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
东西轴线上可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3部分。同时，分别被东西两条南北延伸的商业街所分割。西为西单延长至宣武门，东为王府井与东单北大街长至崇文门。
政府系列区处于规划区的中心，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人民大会堂以西设国务院各部委，引中南海水至四川饭店，布置宽100m、长700m的水面，周围安排办公服务设施。历史博物馆向东安排公、检、法机关。
文化系列区处于规划区的西部。以民族文化宫相对，设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国家剧院等建筑物，并设立话剧院、京剧院、音乐学院、电影院、娱乐中心等。
科技综合区地处规划区的东部。其核心在北京站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之间，布置一片科技城，并附有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靠西设置卫生部大楼，东端则安排铁路运输系统办公楼或外交部大楼为结束。
这样一来，天安门广场处于东西轴线与南北轴线的交汇处，自然而然成了首都真正的中心。
令后辈折服的大家风范
赵冬日总建筑师系国内第一批建筑设计大师，50多年来他以特有的大家风范为中国建筑及首都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颇为壮观的精神财富。日前，在赵总85周岁前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专辑《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在序言中吴德绳院长对赵总的建树描述的极为贴切：“几十年来，赵总工作在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耕耘在城市建设规模、数量之最的首都，他的才华得以施展，他的规划和创作得以实施。全国人民热爱、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的规划设计，都包含了赵总的远见和智慧。赵总没有辜负时代和地域赋予他的使命，他以自己的睿智，借鉴亦创新，不断地求索，使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造就了他的作品出手不凡，留芳于世。”
近50年来，赵冬日一直从事规划设计，主持并指导过的建筑创作项目有数十个；围绕首都中轴线、剧场空间、医院建筑、住宅设计等理论探索及创作实践问题，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尤其应看到，赵总有关建筑评论方面的文章，有些是在他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会委员及顾问期间，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涉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新疆等地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问题，虽是即席发言，但却是他日积月累、“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写照；看似顺手拈来、宛若天成，其实俨然早已成竹在胸，它们或气势磅礴，或一针见血，观点明确，分析透辟。作为晚辈同事们追求的目标及学习的样板，《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编委会的话这样归纳道：
他的“建筑师的职责不仅是建筑设计，同时包括城市规划工作”的事业观与责任感；他的好学态度、肯干，以及继承、借鉴，又敢于“胜过前人，后来居上”的创新意识；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表现出的胆识和气魄；他对住宅建筑设计与公共建筑设计一视同仁的敬业精神；他在设计、创作之后及时总结、提高的不断进取精神；他善于捕捉和运用有用信息的敏锐思维。
2005年4月3日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赵冬日先生辞世,享年91岁。赵冬日历时50余载，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始终在探索、思考；所提出北京市东西轴线的规划设想，充分体现了他那里将“历史和现代融二为一”的思想方针。他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创作，展开了他的才华、胆识、气魄和造诣；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城市设计杰作，在这个宏伟、壮观的 构想中，有他的智慧、心血、汗水……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赵冬日：高级建筑师。奉天（今辽宁）彰武人。194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系主任，北洋大学建筑系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建设局副局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工程师、市建筑设计院总建设师、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第三、五届理事。设计了中共中央礼堂、全国政协礼堂、北京友谊医院、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办公楼、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天安门广场规划、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军区规划、北京城区详细规划、北京东西主轴线规划、北京金融街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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