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运生于1965年，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次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攻读建筑硕士学位，是继梁思成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毕业后曾先后在费城Ballinger及纽约KPF任高级设计师，在Ballinger期间，为该公司从服务型事务所转化为设计型事务所立下汗马功劳，1995年，在纽约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马达斯班现在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个在西北出生的建筑师，现在的“战场”几乎都在江南，曾经设计了恒隆广场、宁波日报社总部、天一广场、宁波老外滩街区改造、浙江大学宁波分校、宁波服装学院等等，但是马清运说：“我第一次见到江南水乡是在1997年，是宁波边上一个叫做奉化的地方。”
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标记？
雷姆·库哈斯曾经夸张地评价马清运“他可以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标记”。
马清运和库哈斯比较亲密的朋友，他说：“和库哈斯有一定共鸣反映在对事物的理解上，对于在世界观上的一个轻松的态度，和对非常棘手问题比较轻的一种挑战。对于很不正常的思想或者糟糕的现象，挑战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有很多种，你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和研究，不是期待着你自己可以对这个问题带来有完整的答案，而是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哪怕意味着你有时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的这个作法可能是很错误的，但是你的错误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多人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来源的一种关注，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因为建筑师是英雄主义感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救世主的感受，总认为自己要对一个问题带来非常完整和完美的解决方法，才完成了自己，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英雄主义是可以的，但是救世主的态度是很有问题的。”
用建筑来揭示城市问题
马清运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他强调建筑师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城市化的过程中，“现在中国建筑师的机会很多，但是不能只顾天天画图，必须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反思，必须用建筑来揭示城市问题，否则就学浪费了这种处境。”马清运说。
是不是出了名，更好接项目？马清运说：“这是肯定的。如果你出了名，成为一种品牌，有更多的工程会来找你，确实这是个事实，但这是个很难的处境。因为建筑是一个建造品，和一般的产品还不太一样，就是说每一个建造作品都是具体的，都是不重复的。出了名的另一层意思是画图也要画得越多，实际上我画图还是得照样画，一根线也少不了。那么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怎么样来拒绝项目就成为课题。”
那么选择标准是什么呢？马清运说：“一定要有取舍。这个市场是不健全，也是不明确的，很多业主来选择建筑师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考虑过这样的建筑师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建筑师和建筑师也不一样，思考的角度也不同。几乎有60-70%的项目是不适合我们做的，也都是因为他听说你做了其它的东西来找你，所以怎么拒绝就成为非常重要，或者很难的一个选择。”
一方面，事务所需要经济支持，需要强大地选择项目；另一方面又要能够表达建筑师比较顽固的思考。“建筑师虽然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建筑，但是其实他们的出发点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怎么样把这种相对稳定的观点贯彻在建筑中，其实这变成了一个选择的标准。”马清运说。
马清运一般会放弃大量重复性的住宅，他说：“现在住宅的生产者对于住宅的期待是有很大的惰性的，没有太多的创造。或者说对新生活塑造的勇气还是比较少的。”马清运经常做的项目，是位于老城区的商业体，如宁波的天一广场，上海青浦的“曲水园边园”，对于如何处理和传统的关系，马清运表示：“这也是一种取舍。学术界大多数是把看得见的东西称作传统，其实还有好多看不见的传统，这些看不见的传统演变速度要比看得见的传统演变速度高出很多倍，怎么样在演变比较快的传统中，适合这种看不见的传统的这种质量，也是取舍看得见的传统的处境的一个出发点。”
管理建筑师事务所，其实是在管理思想
在马清运看来，建筑师本身的工作就有操纵经济和参与经济甚至在思想当中寻找经济源头的因素。他说：“管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其实是在管理思想，不是在管理人，不是在管理什么收支平衡，什么设计费高低，这个都是非常低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整体的很多人的思想相互碰撞中，哪些思想的整合是给你带来综合成功的能量的，这才是叫做建筑师，否则不应该叫做建筑师。”
基于天生对建筑师的敏感，从建筑学本身工作的状态，马清运认为他在清华时的老师汪坦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汪坦老师曾经说，一定要相信思想是要推动所有方面发展的力量，如果说经济上不发展，那还是说明没思想。建筑学上有大家不太愿意认可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当你有思想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就是不应该挣钱的，其实这就是很错误的。”
“文明社会怎么发展的？文明社会包含了很多经济力量，难道说文明社会整个没有思想吗？只有不成功的思想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所有成功的思想都应该是综合进步的源泉。”马清运说，“离开建筑学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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