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正在从一个名词，变成动词——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回望改革的初衷，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令中国医院迎来第一个命运转折。彼时，“文革”动乱甫定，百端待举。卫生领域的问题是：一方面，医院赔本经营，越办越穷；另一方面，社会“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决策层逐渐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提出将其定性为“生产性”。
一转百转。此后，政府对医院“少给钱、给政策”，比如允许医院对药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药补医”、大型设备检查高于成本定价等，这无异于推动医院把经济压力转移给患者。
这是一剂猛药——它有效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伏下了后来医院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线索。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医院普遍实行各种或明或暗的承包制，将医院收入和医师报酬挂钩，同时，若干能够带来效益的新鲜经验，诸如点名手术、特殊病房等，开始在医疗系统流传。
其副作用是，大处方、大检查等种种不合理创收行为逐渐泛滥，“看病难、看病贵”呼声强烈。
一些原本无奈执行政策的医院，在逐渐克服职业使命、自身责任等与生俱来的“心理障碍”后，开始品尝到这种制度设计的巨大利益。有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不但扭亏为盈，甚至展开了“规模竞争”、“豪华竞赛”。
人们看到，医院圈地、盖楼、进设备，规模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超常规”、“快节奏”、“跨越式”等词汇成为医院院长的口头禅。
人们还看到，医院的病房建设开始追求“宾馆化”，一些特需病房的豪华令人瞠目结舌，甚至一些医院提出“30年不落后”的建筑目标。
有学者指出，这种“规模竞争”、“豪华竞赛”反映出医院逐利的真实动机，加剧了治理“看病难、看病贵”的难度。
有人评论说，在“发展”的旋律下，医疗，越来越像是一门生意，而且几乎是一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的生意。它与住房、教育一道，成为许多人难以支付的“新三座大山”。
于是，有人开始追问医院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
2006年，中央高层作出回答，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载明，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公立医院面临第二次命运转折。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将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的使命。
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调整工程，它涉及医、药、保、患、政、企等方面，牵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等体制机制痼疾，可谓荆棘密布，风雨多艰。□
(文/张冉燃)
“一大就富”的医院逻辑
没有人能够预料，医院规模太大的副作用将会在何时出现。相反，对医院院长来说，“一大就富”的逻辑却是触手可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圈地。盖楼。
中国医院的扩张风吹动了阎惠中的思绪。
这位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室研究员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我经常去各地讲学，自上世纪末以来，我注意到迅速崛起的医院大楼越来越多，这渐渐引起我的警觉——这是正常的发展吗？”
更让阎惠中困惑的是，就在一座座医院大楼拔地而起、一些医院年收入动辄上亿的同时，中国国内“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日益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王树峰少将一直追踪医院建设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前中国医院建设存在盲目扩张的现象。如何使医院的规模跟医疗的需求相适应，已经成为当前医院建设的核心问题。”
阎惠中直言，中国有些医院已沉溺于“一大就富”的逻辑——为了更多的收入，就要更快地扩张，有了更多的收入，又推进更快地扩张。“究竟是社会使命重要，还是扩张挣钱重要，这是中国医院必须作出的抉择。”
卫生部的态度逐渐明朗：2月4日，在“2010年全国医疗服务监管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说，医院评价要摒弃以往偏重设备、规模等硬件设施的考核方法，把评价重点放在护理管理、城乡对口支援等项目上来，“引导医疗机构改变惯有的思维模式，走以内涵建设为主、内涵和外延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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